论法人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从否定说谈起

我国立法直接否定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其理论支撑主要包括"法人无人格说"、"人权保护说"、"法人无精神痛苦说"、"法人精神损害赔偿无必要说",这些观点各有偏颇,值得商榷。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大陆法系国家观点也多与此相背。法人具有独立的精神,精神损害赔偿不以精神痛苦为必要,此二者为确立法人精神损害赔偿之关键。我国立法应坚持肯定说,承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中国传统的多样性——人类学与中国传统漫谈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在做人类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出现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以往，一直强调本土化的研究，它是西方人类学的中国解释。现在，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拐点：研究从本土化拐向中国化、或者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即周大鸣教授此前提到的中国社会的研究。这个拐点的出现和现如今的世界的大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早就在批判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斯宾格勒早在80多年以前就对西方中心主义做了非常深刻地批判，但是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高潮还是在上世纪末，     

论行政组织人员的“搭便车”行为及其根治

论行政组织人员的“搭便车”行为及其根治何国强帕金森定律所描述的行政组织自我膨胀的顽疾有一个主要症状，即行政官员滥竽充数、不思进取、出工不出力，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这种现象如果借用一个通俗语表述，就是“搭便车”。行政人员为什么会搭便车？原因自然很多，...     

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以吴文藻、杨成志为例

中国民族学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北吴南杨"之说.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吴文藻和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杨成志虽求学、治学和教学经历不同,学术倾向各异,但他们对中国民族学的贡献都非常突出.比较和分析南北两派,凸显其与学派的关系,客观地看待两个学派的学术传统,师其所长,大有裨益,同时,有助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定向.     

论医疗责任保险——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切入

医疗责任保险是从国外引入的一种制度,目的之初在于,将医师的过错责任诱发的巨大风险社会化,以期医师安心于治理病患,而病患通过保险获得相应的保险费用保障自身的权益,缓和较为尖锐的医患关系和社会矛盾。但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现实情况却是极其不理想的,学界对于医疗责任改革已有基本共识,具体设计上却甚少有人提出更为细致的建议。可以从法律经济学这个分析的全新视角,借助成本效益、纳什均衡、博弈的思维进路,以期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另辟蹊径。     

“法律诊所”教学法在警察教育培训中的应用

＂法律诊所＂教学法所秉承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在面向实战、注重技能培养上与警察培训是相通的,其通过＂中国化＂、＂公安化＂、＂培训教育化＂处理,可在警察教育培训中推广应用,进而形成新的警察教育培训模式,即＂警务诊所教学法＂。通过公安教育体制的改革、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理念的转变,可以分阶段推进该教学法的实施。     

我国警察执法权益保护机制探析——运行实效与制度完善

自2000年以来,学界和实务界关于警察执法权益保护的讨论逐渐增多。总体而言,我国以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为基础,以警务督察制度为核心的內部保护机制和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外部保护环境已逐步建立和形成。但是这一机制尚存诸多不足。立足于对这些制度的运行实效分析和运行环境评估,辨析其利弊,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和改善乃当务之急。     

论信访终结标准体系之构建——基于北京市和湛江公安系统的调研

现行信访终结标准存在内部缺陷和外部适用困境。信访终结标准重"程序"轻"实体"的特性,信访倒逼现象的出现,一体化终结标准适用受限的现状,导致信访终结机制运行失效。在明确信访终结机制"疏导"信访洪峰的功能定位的基础上,秉持"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构建"总体标准——个体标准"相结合的信访终结标准体系是解决的可行方案。其中总体标准是总体性规定,侧重于程序,讲求统一性。个体标准是在信访案件类型化基础上的个体性设计,侧重实体,考虑个性化。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立案、定罪、量刑问题考察

随着相关法律文件的出台,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体系愈加完善,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牵涉法律适用的多个层面,涉及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从立案、定罪、量刑和处罚各环节来看,仍存在立法的高标准与保护的高门槛、定罪上的"证据怪圈"以及"数额量刑"的困境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从严落实法规执行、完善程序规定、加强和改进证据工作等。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证据调查与认定——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的本次大修是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它在证据方面的修订对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有着重要影响,如增加了电子数据形式、增设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换机制、增加了专家证人形式、规范了诱惑侦查措施等。不断完善的程序法必定会逐渐增强对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