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新时代县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达川实践”

正【调研背景】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县域体现明显。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地处西部贫困地区,国家层面与自身层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交织,推动更平衡充分的发展、提升治理能力,是达川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达川区围绕着社会治理及其创新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与探索,不仅提供了地方典型案例,而且可以深化与拓展人们对这一复杂政策议题领域的思考。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国家发改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对达川区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行了实地调研。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环节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抓住关键环节,那就是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重心、治理投入五个转变;创新社会参与、社会整合、社会预警、民主决策、利益诉求、矛盾化解六大机制;整合党组织、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群众、媒体七方力量。     

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解决好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当前,县域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表现在"头重脚轻",具体表现在城乡社区区划格局及组织倒置。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组织再造,即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重建利益协调机制激发基层治理活力,以新时代家庭伦理建设完善基层社会的"免疫系统"。     

激发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的活力

激活民主政治的主要路径在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是激活基层民主的重要主体,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自治组织日益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成为激发基层民主活力的重要来源,是社区公共事务自治性的重要体现。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民生建设、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等,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赋能社会组织：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及经验启示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是我国社区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组织结构性缺位与治理功能欠缺已成为制约其有效协同社区治理的主要瓶颈。日本社区营造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从开启到发展及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从日本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来看，政府提供“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加强非营利组织培育发展以及促进市民参与等是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重要保障。日本社区营造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注重对非营利组织赋能，并使其成为社区营造的主体力量。“新公共性”理念、《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以及“协动政策”是日本培育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经验。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及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亟须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社区公益创投与社区基金会政策创新，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与资源保障。     

东莞市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表现为政府培育公民社会力量,引导社会治理创新。广东东莞市大力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培育社会组织、探索社区自治管理模式,进行了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其关键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企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从一元管理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等多元治理的转变。     

促进社会组织融入基层社区治理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建设主体之一,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与市场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正处于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型的攻坚期,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对于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行政化困境"与"共同体     

中国城市社会社区治理的四种模式

<正>在中国社会结构、城乡社区发生了巨大变迁的今天,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包括:居委会行政化、政府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脱节、物业服务质量不过关、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等等。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以来,为激发社区活力,围绕政府、市场、社会等治理主体,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及路径选择

正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将更多资源向基层下沉,推动社区网格化治理,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趋势。社区网格化治理打破传统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形成了"党委—政府—社会"三维权力架构,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基层党组织,如何应对治理主体多元、权力与资源分散、组织结构再造等各种挑战,如何发挥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课题。     

新加坡社区社会组织: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

正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其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一直广受推崇和关注。本文主要介绍新加坡承担社区治理功能的社会组织,简称社区社会组织,并探讨这些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总的来说,新加坡社区社会组织的特色是政府主导和社区自治相结合。在李光耀时代(1965-1990),政府主导的特色尤其突出,体现在政府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同时社区社会组织承担非常多的政府功能。近3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     

社会管理社区化：实践困境与完善思路

在观念多元、结构复杂、利益分化、流动频繁、风险骤增的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社区化是提升现代社会管理合法性和实效性的微观基础。我国当前的社区化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如社区主体地位不彰、居民协商不善、社区与政府关系非法制化等问题,阻碍社区在社会管理中治理优势的发挥。通过确立社区主体地位、构建合理协商程序、法制化政府与社区关系,完善社区与政府矛盾调处机制等措施,推进政府和社区在社会管理领域中的合作治理。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的路径研究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创新,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社区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性规定的回归。当前国际化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与否,最终取决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为此,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通过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破除体制障碍不断推进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天宁之路”

正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平台,是各种利益的交汇点、各类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矛盾的集聚点、各种政策的落实点。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可谓"社区安则天下安,社区和则天下和"。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千头万绪,重在筹划,重在突破。2014年1月,常州天宁区被确定为第二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以来,从区情出发,紧紧围绕"提高群众满意度"的实验目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广西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与启示

正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00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充分利用社会变革、城市转型的重要契机,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找准政府在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位置如何处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难题。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中,广西很好地破     

摊贩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第三方机制及其实现

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机制介入政府摊贩治理行动的研究以浙江新埭镇摊贩治理行动为个案,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支撑,从社会组织功能视角探究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及实现路径。治理政策倡导、利益整合与利益实现、矛盾化解以及促进有序治理结构的生成是社会组织协同政府进行摊贩治理的功能体现。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反思,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开展公共管理的长效机制要从社会治理空间让渡、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培育公共精神等方面加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