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信任变迁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进而推动了政府信任的结构变化,成为我国政府信任变迁的内在动力。30多年的改革实践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成果,但也使政府"失信于民"的风险越来越大。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从本质上来说,是在深刻变革的复杂社会背景下,国家治理与公民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之间的失衡造成的。因此,政府信任的修复与提升,需要政府以高超的治国智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达成公民满意的国家治理,从而赢得公民的普遍信任。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现代征信体系行动难题的产生与消解

征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是集体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与道德效用的理性选择，但我国现代征信体系仍处于效能发挥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未能实现创制时预期的集体理性。究其原因，征信体系多元主体利益互动的过程中信任要素的缺位导致个体理性行动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即集体行动难题。良好的秩序应建立在制度均衡点上，现代征信体系需要多元主体借助契约精神、共享伦理等道德要素的规制力量促进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认同，并通过制度信任以及信息信任的建立夯实普遍信任基础，使多元主体实现行动共通、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以此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支撑经济社会运行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困境与能力创新

新世纪以来,由城镇化引发的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对于农村社区治理秩序构成了严重冲击。传统农村基层治理在向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秩序转型过程中陷入失序危机,呈现出社区治理机制封闭化、治理角色重叠化以及治理身份复杂化等多重治理挑战。从社会资本视角审视,差序格局瓦解引发社会关系网络错乱,人口异质化引致社会信任普遍衰退,个体行为规范变更导致社会规范体系断裂,这些都是造成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失序的重要因素。融合型秩序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内容,国家需要以重构社会信任关系、复建社会共识性规范以及修缮社会关系网络为主线,达成新型农村社区融合型治理。     

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

社会信任主要依靠关系和制度直接或间接生成。通过关系促进主体间的情感或认同进而产生的情感信任属于特殊信任,这是传统社会主要的信任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基于关系的信任不再完全依靠情感和认同,而是逐渐扩展至以信息为中介的认知信任,这体现了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过渡。普遍信任可以由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也可以通过制度对信息的规制作用产生认知信任。现代社会的普遍信任需要兼容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中的制度要素与特殊信任中的关系要素内在相连于道德规范。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主要包括制度信任和信息信任的重构,体现为传统道德和习俗的重建,将传统关系网络中的道德意涵发展为制度化的公德;建立和完善现代法律、契约制度;以制度规范关系和信息,通过教育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增强认知信任。普遍信任对特殊信任的兼容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性需求。兼具制度性与情感性的信任才能促进现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

风险是现代人的宿命。这是因为,"风险"不是其他,而是人的理性行动之伴生物。人有理性能力,所以能改造和重建自然;但人的理性能力又是有限的,所以任何改造和重建的行动都必然生产出各种不确定性和意外后果。风险,即人在享受理性行动的各种成就感和福祉的同时必须承受的不确定性。现代化进程是人对自身理性能力的信任与实践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自然不断被改造并彻底人造化的过程,也是风险社会的生成过程。用刚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民道德信任建立析论

道德信任是从伦理社会学的角度对人际之间信任的考量。道德信任不仅是维护个体完善的内在需求,也是实现群己和谐的重要基础,还是增进普遍社会信任进而构建道德体系的基本动力,因而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伦理期待或要求,既要突破"熟人信任"以实现传统信任道德的现代伦理转型,也要消弭社会风险以实现利益交往格局的伦理优化,还要满足"互予性需要"以实现在道德平等中追求美好生活。适应社会转型、应对道德风险、实现治理现代化要求,确立了新时代公民道德信任建立的伦理治理转向,即建立政府诚信制度、经济信任制度、公民契约伦理制度,为公民道德信任建立注入制度关怀;强调法律的"刚性支持"、伦理的"破立并举"、社会的"群体监督"、教育的"个体洗礼,强化对公民道德信任建立的道德控制。     

信任理论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研究

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转型到＂和谐社会＂的诉求。文章以历史坐标中信任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解析,指向未来的理性审视昭示,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后工业社会管理之理想模式,而合作型信任是构建合作型社会管理的基础。鉴于中国现实情境不完善下合作型社会管理的建构,通过现代公民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培育促进合作型信任关系的形成是合作型社会管理得以实现的合理路径。     

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现代化维度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重大命题,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现代化维度上推进国家治理与开展社会动员,要重构现代社会动员模式,改革社会动员结构,改进社会动员方式,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形成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强国家—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格局。     

城中村社区:秩序生成、失序风险及治理进路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经济社会形态,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共同作用下,正经历着社区秩序"解构-重构"的过程,新的社区秩序逐步生成。但城中村的社会结构高度异质化、管理能力弱化、社会空间冲突持续、社会排斥严重等问题长期存在,成为社区失序风险产生的"温床"。面对可能存在的失序风险,应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重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增强民间规范正向约束力,充分发挥精英治理作用,以期进一步完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矛盾、新挑战,必须要推动形成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入和融入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入和融入可以从基层社会治理价值重塑、基层社会冲突处理、基层社会转型发展、基层社会文化重构等方面着手,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     

从社会信任视角看建设和谐社会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社会信任不仅是信念,是预言,是理性计算评估的结果,更是对善意期望采取的行动。它具有契约性、超情感性、道德性、风险性等特征。社会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必须通过提高政治信任,建立制度信任,建设信任文化,塑造信任道德心理等途径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提升应急管理的韧性愈发成为不可忽视的方向和路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区应对风险的治理模式与手段创新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韧性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应对各种复合风险的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围绕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社区应急管理中韧性治理策略选择的有效性研究,揭示了传统风险治理的刚性规制的惯性和信任机制的式微,利益固化的藩篱使社区风险应对“各自为战”“顾此失彼”等体制层面“治理碎片化”的挑战。探寻如何有效应对社区复杂多变的各类复合型风险,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发展与安全同构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应保持应急与常态秩序协调转换与内核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为新时代提升社区抗逆力、应对系统性、复合型风险能力,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路径。     

论陌生人社会的治理:中国经验的表达

陌生人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结构转型,给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带来了道德真空填补、社会信任重构以及基层治理变革等难题。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就要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契约规则规范陌生人社会中的行为、以现代信任文化融洽陌生人社会中的关系及以责任意识唤起陌生人社会中的道德良知。     

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及当代启示

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治理的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革。这种变革是社会环境变化与社会治理主客体互动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由于实现了社会价值一统、强调礼制教化以及充分发挥了基层宗法与行会组织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近代社会面临着社会文化、政治形态、社会结构的转型,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实现了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渗透,在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下重组社会,但由于国家权威不足及没有充分尊重社会自发秩序而出现社会治理失败。     

秩序生成模式与国家治理体系重构

人类秩序是如何生成的?国家治理在秩序生成中又起到什么作用?目前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存在哪些结构性问题,又应如何调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转型?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作出思考和回答。故而,就秩序生成模式与国家治理体系重构之关系,首先分析描述了人类秩序的两种生成模式,指出国家治理就是一个社会有效形成秩序的过程,并揭示了国家治理在有效形成秩序过程中的作用;然后,再转而分析我国目前现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重构的基本场域。     

跨越社会分化鸿沟：信息时代的韧性团结

近年来，信息社会转型的趋势愈加显著。剧烈的社会转型与变迁易于引发相应的社会分化。信息社会的分化主要体现为：数字信息获取鸿沟的出现，信息选择的封闭化与茧房化，信息传播中文化与价值认知的多元化，风险信息可能引致的社会撕裂等。针对信息时代出现的社会分化与离散风险，需要建构一种韧性的社会团结，其基本特征包括：跨域信息鸿沟的结构性团结，突破信息封闭的开放性团结，引导互动交流的沟通性团结，维护公正秩序的有序性团结。韧性的社会团结既能理性包容合理的社会分化，也能在基础与底线层面坚定地维护社会凝聚与团结，是我国完善信息社会的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应坚持的社会政策面向。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分析

现代性是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以理性的主体性原则作为自我确证的基础。现代性凭借其反思性与超越性将自己变成一种最终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根深蒂固、安身立命的内在支撑。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现代性仍未能作为社会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和主导性文化模式全方位地扎根、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立足现实的中国语境,摆脱情绪化、表面化和简单化的问题分析,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     

调解优先治“未病”——南京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正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之一,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江苏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指出,江苏社会治理面临新的阶段特征,既有城乡关系重构、社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演变带来的新挑战,也有未知的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新冲击,要提高风险预防和处置能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启示——以2013年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为例

尽管H7N9禽流感事件对比十年前的SARS事件,不管是政府、社会、民众的应对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现有的回应性治理大多仍是治标不治本。"双重风险社会"语境下,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与后现代的风险管控同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两步并一步"走的社会现实要求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