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关系现代化对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家庭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出发,运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妇女生育意愿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趋势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中的男孩偏好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能够弱化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那些在抚养孩子、经济和生育决策方面都不依赖于公婆的妇女,那些生育决策受亲属和宗族影响较小的妇女,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经济能力较强、拥有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妇女出现男孩偏好的可能性比较小。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变化:制度系统性调适视角——基于湖北省多点口述史与鄂北冯村的研究

文章根据湖北省多点口述史访谈与鄂北冯村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材料,旨在系统分析集体化时期(1962-1980年)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社会根源。研究揭示:中国人口生育率之所以能在集体化时期迅速下降,是当农村妇女出现明显节育意愿时计划生育政策顺势而为的结果。农村妇女源于个体生活实践对生育进行了归因,发现生育子女数量越多必然会导致生活愈艰辛。而造成生育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变革的非均衡性: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及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但再生产的制度及性别分工制度变革滞后,妇女在参与社会化劳动的同时还肩负着生育的艰辛。制度系统性调适不足使妇女缺乏缓解生育与生活紧张关系的渠道,最终导致传统生育文化与生存理性达成了妥协,其生育意愿是在满足至少一个男孩与最优家庭供养能力形成的区间。对当前的启示是,实现"二胎"政策目标需要通过配套制度设计来缓解人口再生产的压力,从而提高妇女的生育意愿。     

男孩偏好作为一种生育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本文采用实践社会学视角,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利用对一个亲属群体生育实践的访谈数据,从时空两个维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男孩偏好生育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生育政策对男孩偏好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影响,发现在生育政策背景下,部分农民因为偏离传统的例行性生育路径而陷入"生育困境",并从两个方面引发男孩偏好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1.在生育困境的压力下,一些文化要素伴随生活事件不断的卷入生育实践之中,使得直接遭遇生育困境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领会到男孩的社会意义;2.亲属网络将所有亲属卷入到当事人的生育困境之中,从而引发出对生育实践的集体性反思。正是这些日常的生活事件与亲属网络使得男孩偏好文化在广泛的时空向度上延伸。     

农村妇女分年龄段生育意愿比较研究——以四川省会理县黎村为例

本研究用生育目的、理想子女数、理想性别构成、生育时间四维指标测量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通过比较四川省会理县黎村妇女分年龄段的生育意愿,笔者发现当代农村妇女分年龄段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年龄越大,生育意愿的传统性越明显,反之则现代性越明显.文章从妇女的描述中总结出这种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它们是生育政策、现实生育需求、经济因素.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主观规范对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影响:基于TRA模型及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解释

本文基于TRA模型和陕西省三县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结构中各成员主观规范对于个人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TRA模型可以适用于解释男孩偏好文化强烈地区人们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生育主体的儿子偏好态度仍然是决定其是否采取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前因变量;社会关系结构中各成员的主观规范对生育主体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均具有显著影响,但方向却并不相同,表明在生育主体的主观认知中,是否采取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是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强关系和弱关系相互博弈的结果。     

中国城市女性生育二孩的成本—收益分析

为探究全面两孩政策下城市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从贝克尔经济学理论视角入手,根据不同孩次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研究发现,生第一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受舆论和宗族观念影响较大,受经济成本影响较小,收益期待集中于"养儿防老";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更具经济理性。二孩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对父母时间、机会成本要求起决定作用;同时父母对第二个孩子的情感收益期待更高。本调研带来的启发是鼓励二孩生育不能单靠政策的放宽,更需要从经济理性视角"多管齐下",在提高经济水平增加人民收入的同时,完善各项福利养老保障制度,健全相关基础设施,降低生育综合成本凸显生育收益,全方位促进生育水平的提升。     

推拉模型视角下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人口预测数据与实际增长数据差异较大表明,已有研究尚未完全揭开影响群众生育意愿的"黑箱"。本文运用"推拉模型",对新浪微博用户生育意愿相关评论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较多人受到负面因素影响,推动其束缚个人生育意愿,主要包括预算约束下的"养不起"、精神负担下的"不敢生"、婚育惩罚下的"不婚不育保平安"、保障缺位下的"养娃是家事";少部分人追求为自己而活,浪漫想象无孩生活,拉动其主动形成低生育意愿。低生育意愿背后反映了社会不平等加剧引发民众焦虑、家庭制度向心力遭遇挑战、表达型个人主义理念兴起。     

高校女研究生意愿生育性别研究--基于福州市高校的调查

通过对福州市高校研究生意愿生育性别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高校女研究生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好，低龄组、研二、文史类专业、独生子女、未婚群体女研究生的意愿生育性别比相对较低，来自城市的女研究生的意愿生育性别比比较正常，不存在性别偏好，而研三的和独生子女女研究生存在较强的女孩偏好。     

农村生育行为的经济学解析

生育行为是一种具有较强外部性的行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劳动就业等制度安排，使家庭生育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强烈扭曲，客观上成为多生多育行为的制度激励。社会主义市与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效地破解了生育行为外部性内在化的难题，从制度层面上约束了人们多生多育的意愿，是实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一致的制度保证。     

论去行政化背景下计划生育合同管理的回归与发展

在依法治国的求下，计划生育管理正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去行政化”时代。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公民私权彰显，群众个人意愿在生育调节中的作用将逐步凸显，而体现行政权力与契约精神相结合的计划生育合同由于立法不足尚存在一定问题。为顺应形势发展，应使计划生育合同回归制度理性，并尽快将生育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以培育推行合同管理的社会环境。     

当代青年的“恐育”心理和生育观

现阶段的青年生育趋向"被动性晚婚晚育""选择性独生优生"模式,"只生一个就够了"已成为主流生育文化。随着生育理性的觉醒和高涨,青年生育已经进入成本约束型阶段,在明确生育需要承担巨大花销、巨大责任和巨大压力后,一些青年患上"生育恐惧症"。     

不安居,则不乐育:住房状况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

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理论分析,识别住房状况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检验住房的经济和社会属性对不同住房状况的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无房青年。房价上涨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房和仅有1套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挤出效应,对有2套以上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财富效应。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住房通过对青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男孩偏好与性别失衡：一个基于需求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生育转变过程中、具有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人口现象,反映出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下,女性个体利益与家庭和群体利益的矛盾、错位和冲突。本文从需求视角出发,阐述了男孩偏好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了基于需求视角缓解男孩偏好的初步设想。文中指出,群体层面性别差异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个体层次的人身安全、保障安全、地位安全、自我价值实现。为此,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必须缓解主体对儿子的需求,从易到难,由表及里,层层剥蚀,集中攻坚：首先找到需求的薄弱环节,并利用性别敏感的替代模式和替代物品来满足主体多方面的需求;然后整合力量,有效动摇儿子需求的根基,缓解男孩偏好,最终达到降低出生性别比的目的。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

借助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江苏省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江苏省联合实施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政策人群生育理想、生育意愿问题进行分析,当纳入代际、教育程度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发现,不同政策人群在理想生育子女数上,无政策人群更有可能多生,但在意愿子女数上并无显著差异。据此提出可适当进一步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建议。     

“该生”妈妈为何不生?——基于重庆市10位母亲的深度访谈

在"育儿难""育儿贵"的诉求下,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主要是围绕托育、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展开,力图回应青年父母"想生却不敢生"的问题。女性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中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抚育支持较多、工作对生育较为友好的"该生"妈妈却连二孩都不愿生。为探究影响她们生育决策的因素,本文对重庆市10位"该生"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这批妈妈对职场发展、孩子陪伴、亲密关系、个人生活四方面均存在较高期待,而在母职功能教育化、配偶育儿缺位、夫妻关系淡漠、孕育身体体验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下,女性认为生育之路更像一个人的旅程,充满风险与孤独。本文认为这批女性的生育决策体现了现代与传统交织的"马赛克模式",在个体化的背景下,唯有尊重她们的主体性,创造出深度情感联结和支持才能使"该生"妈妈的二孩生育成为可能。     

“单独二孩”政策与青年生育

"单独二孩"政策是对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青年人对"单独二孩"政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经济条件和工作压力的影响,对于国家参与婴幼儿的抚养和青少年的管教保护有着较强的现实期待。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要在青年福利政策视角下加强对青年生育政策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