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成都、上海、义乌三个城市较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及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收入、福利保险的享有及婚姻状况等因素与其生育意愿较为密切,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与其生育意愿的关系不大。     

农村青年生育性别偏好研究--基于湖北省8市16镇31村的调查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成为了我国人口结构失衡的新问题,本文基于湖北省农村的实证研究认为,农村青年较之中年在家庭性别平等观念、对不同性别孩子的价值判断差异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对生育男孩偏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这为根本解决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差异分析

本文把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作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两个主要因素,通过定量的方式分析了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各自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偏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较稳定。当性别选择率一定时,出生性别比本身值越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也较稳定。     

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选择性理性”研究

文章从"选择性理性"的理论框架出发,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在浙江、湖北和河北等3个省份开展的"农村妇女家庭及生育状况"专题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分析了"为什么在男孩经济优势日渐消失的条件下,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依然严重"的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妇女在进行生育性别的决策时存在着"选择性理性"现象。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个人意愿中的男孩偏好已经逐渐弱化,但是内化标准中的男孩偏好却受此影响很小,依然比较强烈。由于最终的生育决策是个人意愿和内化标准的折衷产物,所以导致人们的男孩偏好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改变。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及应对方略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且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违背了生理规律和自然平衡法则,给未来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形成性别偏好并导致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必须通过倡导新型生育文化、努力提高妇女地位,加强管理监督、严格生育管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法律保障,完善利益导向、形成长效机制等措施统筹应对,方见成效。     

女硕士研究生择业意愿调查分析——以武汉市某高校为例

择业意愿是影响女硕士研究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女硕士研究生择业意愿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女硕士研究生普遍对就业前景不太乐观,在月薪和就业区域选择上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在就业单位选择上更倾向于高等院校、政府机构等相对稳定的单位;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择业意向;不同区域和不同学科女硕士研究生的择业意愿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提高女硕士研究生的综合能力是促进充分就业的有效措施。     

试论当前高校研究生初次职业倾向——以N大学为例

以N大学为例，探析了高校研究生在向职业劳动者初次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倾向，发现了研究生群体在毕业去向，就业单位偏好，就业地域偏好上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认识和掌握这些相对独立倾向和特征将有助于高校研究生实现初次就业。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对北京、广州、南宁女大学生婚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本文探讨除了受教育程度之外、影响女大学生婚育意愿的一些因素。我们以问卷调查和深度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三个经济水平不同城市的在校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恋爱次数是多少,正在谈恋爱的被访者期待结婚的比例都大于现在没有男朋友的被访者。普遍地,女大学生对生育的期待要大于对婚姻的期待,大部分女生希望在27～29岁结婚、生孩子。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期待生育更多的孩子。     

主观规范对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影响:基于TRA模型及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解释

本文基于TRA模型和陕西省三县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结构中各成员主观规范对于个人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TRA模型可以适用于解释男孩偏好文化强烈地区人们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生育主体的儿子偏好态度仍然是决定其是否采取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前因变量;社会关系结构中各成员的主观规范对生育主体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均具有显著影响,但方向却并不相同,表明在生育主体的主观认知中,是否采取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是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强关系和弱关系相互博弈的结果。     

我国农村性别偏好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由于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多年持续攀升 ,性别偏好成为我国政府部门、学术界以及国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但迄今为止 ,对性别偏好的研究基点大多构建于社会、文化、习俗的角度 ,而对经济视角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本文拟从经济运行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环节 ,对造成我国农村性别偏好的原因进行经济学上的理论分析 ,进而探寻弱化我国农村地区性别偏好 ,实现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的对策。     

武汉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及对策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武汉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上升,1994年达到120以上后,一直在高位运行。传统的生育观念、利用B超进行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流动育龄女随访服务难落实等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影响到武汉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平抑出生人口性别比,要从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入手,完善法律法规,保障女孩、女性的合法权利,坚持政府领导、部门配合、区域协作、防范为主、堵疏并举的方针,切实在社会形成综合治理的氛围和声势,着力突破重点和难点问题,方能抓出成效。     

农村妇女分年龄段生育意愿比较研究——以四川省会理县黎村为例

本研究用生育目的、理想子女数、理想性别构成、生育时间四维指标测量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通过比较四川省会理县黎村妇女分年龄段的生育意愿,笔者发现当代农村妇女分年龄段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年龄越大,生育意愿的传统性越明显,反之则现代性越明显.文章从妇女的描述中总结出这种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它们是生育政策、现实生育需求、经济因素.     

男孩偏好与性别失衡：一个基于需求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生育转变过程中、具有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人口现象,反映出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下,女性个体利益与家庭和群体利益的矛盾、错位和冲突。本文从需求视角出发,阐述了男孩偏好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了基于需求视角缓解男孩偏好的初步设想。文中指出,群体层面性别差异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个体层次的人身安全、保障安全、地位安全、自我价值实现。为此,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必须缓解主体对儿子的需求,从易到难,由表及里,层层剥蚀,集中攻坚：首先找到需求的薄弱环节,并利用性别敏感的替代模式和替代物品来满足主体多方面的需求;然后整合力量,有效动摇儿子需求的根基,缓解男孩偏好,最终达到降低出生性别比的目的。     

“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

文章从社会性别和社会政策视角分析了"一孩半"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带来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该政策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人群中推行,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政策与生俱来的性别"短视",也由于该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的不协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误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等缘故,"一孩半"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相关。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依旧强烈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人们尚不能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胎儿的情况下,在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并不充分的前提下,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姑息、纵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性别偏好。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梳理、协调、配套相关政策出发,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改革以及社会性别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政策,从而真正达到推行生育政策增进性别平等的初衷。     

皖北地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利用2009年在安徽省利辛县进行的"‘80后’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生育目的、生育时间、生育性别、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五个方面来分析"80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发现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双重性,既包括了一些现代因素,又尚未完全摆脱掉传统文化的束缚。性别、户籍、父母的生育行为和外出经历等因素都会对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家庭关系现代化对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家庭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出发,运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妇女生育意愿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趋势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中的男孩偏好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能够弱化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那些在抚养孩子、经济和生育决策方面都不依赖于公婆的妇女,那些生育决策受亲属和宗族影响较小的妇女,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经济能力较强、拥有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妇女出现男孩偏好的可能性比较小。     

图书推介

《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由美国费尔德曼著,李树茁、姜全保译,2006年12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指出,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中长期存在男孩偏好和对女孩的各种形式的歧视,目前表现为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