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关系现代化对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家庭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出发,运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妇女生育意愿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趋势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中的男孩偏好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能够弱化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那些在抚养孩子、经济和生育决策方面都不依赖于公婆的妇女,那些生育决策受亲属和宗族影响较小的妇女,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经济能力较强、拥有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妇女出现男孩偏好的可能性比较小。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变化:制度系统性调适视角——基于湖北省多点口述史与鄂北冯村的研究

文章根据湖北省多点口述史访谈与鄂北冯村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材料,旨在系统分析集体化时期(1962-1980年)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社会根源。研究揭示:中国人口生育率之所以能在集体化时期迅速下降,是当农村妇女出现明显节育意愿时计划生育政策顺势而为的结果。农村妇女源于个体生活实践对生育进行了归因,发现生育子女数量越多必然会导致生活愈艰辛。而造成生育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变革的非均衡性: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及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但再生产的制度及性别分工制度变革滞后,妇女在参与社会化劳动的同时还肩负着生育的艰辛。制度系统性调适不足使妇女缺乏缓解生育与生活紧张关系的渠道,最终导致传统生育文化与生存理性达成了妥协,其生育意愿是在满足至少一个男孩与最优家庭供养能力形成的区间。对当前的启示是,实现"二胎"政策目标需要通过配套制度设计来缓解人口再生产的压力,从而提高妇女的生育意愿。     

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选择性理性”研究

文章从"选择性理性"的理论框架出发,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在浙江、湖北和河北等3个省份开展的"农村妇女家庭及生育状况"专题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分析了"为什么在男孩经济优势日渐消失的条件下,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依然严重"的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妇女在进行生育性别的决策时存在着"选择性理性"现象。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个人意愿中的男孩偏好已经逐渐弱化,但是内化标准中的男孩偏好却受此影响很小,依然比较强烈。由于最终的生育决策是个人意愿和内化标准的折衷产物,所以导致人们的男孩偏好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改变。     

男孩偏好与性别失衡：一个基于需求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生育转变过程中、具有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人口现象,反映出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下,女性个体利益与家庭和群体利益的矛盾、错位和冲突。本文从需求视角出发,阐述了男孩偏好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了基于需求视角缓解男孩偏好的初步设想。文中指出,群体层面性别差异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个体层次的人身安全、保障安全、地位安全、自我价值实现。为此,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必须缓解主体对儿子的需求,从易到难,由表及里,层层剥蚀,集中攻坚：首先找到需求的薄弱环节,并利用性别敏感的替代模式和替代物品来满足主体多方面的需求;然后整合力量,有效动摇儿子需求的根基,缓解男孩偏好,最终达到降低出生性别比的目的。     

主观规范对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影响:基于TRA模型及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解释

本文基于TRA模型和陕西省三县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结构中各成员主观规范对于个人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TRA模型可以适用于解释男孩偏好文化强烈地区人们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生育主体的儿子偏好态度仍然是决定其是否采取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前因变量;社会关系结构中各成员的主观规范对生育主体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均具有显著影响,但方向却并不相同,表明在生育主体的主观认知中,是否采取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是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强关系和弱关系相互博弈的结果。     

图书推介

《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由美国费尔德曼著,李树茁、姜全保译,2006年12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指出,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中长期存在男孩偏好和对女孩的各种形式的歧视,目前表现为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     

治理政策、乡土文化圈和男孩偏好:中国农村背景下的三方博弈

文章基于2009年陕西省三县区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性别失衡治理政策、乡土文化圈和男孩偏好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现阶段人们的男孩偏好是性别失衡治理政策的弱化作用和乡土文化圈的强化作用相互博弈的结果,性别失衡治理政策通过宣传倡导政策的深入推行能够改善乡土文化圈,弱化男孩偏好,达到真正持久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目标。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在"照顾"的历史表象背后——中国古代法律"照顾"女性的内在原因剖析

考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常常会在律令法典和司法实践中发现某些对女性减轻处罚或宽松优待的规定和做法,有人将这种对女性的"照顾"完全归因于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实行的"仁政"和"矜恤"政策,甚至认为这是法律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权益的特殊保护。本文试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法律中对女性的种种"照顾"进行全面的审视和甄别,以挖掘法律规定表象背后隐藏着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在原因。其实这些"照顾"不仅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更反映了女性在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特别是人口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她们在家族中的从属地位。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男孩偏好:基于治理的视角

本文基于1990、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1995、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了多层线性模型(HLM)方法,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男孩偏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有助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实现,但受到男孩偏好强弱程度的影响。论文结尾分析了研究结论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政策启示,并指出了局限性和未来改进方向。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从传统法的"礼"看"母以子为贵"

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法("礼")在中国被当成法治的绊脚石遭受唾弃.本文试图说明"母以子为贵"是中国传统社会"礼"的表现形式."礼"要求每个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从而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农村人口的"男孩偏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传统法的"礼"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依然普遍存在.然而,在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我们又有必要分清良莠,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和价值取向重新解释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精神.     

傣族传统文化与生育行为现代化——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例

常规的人口理论将"多生、男性偏好"视为在我国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传统生育行为,但这一命题在西双版纳傣族中却得不到历史实证材料的支持。相反,傣民族的传统生育行为表现出"少生、无性别偏好"的"现代化"生育特征。     

壮族民间故事《妈勒访天边》的文化解读--兼与廖明君先生商榷

廖明君以神话学视角与世俗功利观念解读壮族民间创作《妈勒访天边》,认为“访天边”是访有“生殖与丰饶”意义的太阳;孕妇访天边,是原始先民认为孕妇“有生殖与丰饶”的文化功能,“有与太阳相呼应的文化意义。”把故事释读成了人类向太阳祈祷的巫术仪式的象征。《妈勒访天边》是故事,研究重点应放在所表现的理性意识上;也不能以世俗眼光看待文学。该故事反映了壮族人民认识世界的愿望,及壮族人民理性的觉醒和科学意识的萌芽。     

“冷战”时期之禁毒与美国外交取舍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以联合国为舞台,借助新闻媒介之手,曾经展开过一场禁毒遏共外交活动。这既是当时特殊的"冷战"背景下美国遏制与孤立新中国的产物,更是美国对外政策实施过程中以话语权优势制衡对手的惯有手法,而由此助长了东南亚"金三角"毒品源地的坐大,则显然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的"冷战"背景下禁毒外交取舍不当之"苦果"。唯有摒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保持禁毒的初衷不变,国际禁毒事业方能得以长足发展。     

土地流转中女性的地位与权益

本文通过分析农业“内卷化”和农业生产“女性化”的现象,考察了农村土地流转发生的背景以及制约土地流转发生的原因,探讨了女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女性在土地流转中基本权益的缺失现象以及土地流转之后女性将面临的新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