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国家民族共同体构建困境探究北大核心

比利时1830年独立建国，实施单一制，以法语为官方语言，20世纪70年代为解决国内地区民族分离问题实行族群联邦制。然而，族群联邦制并未解决困扰比利时的国家整合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弗拉芒地区的独立倾向。该研究尝试超越制度主义范式局限，从历时和共时视角剖析比利时族群联邦制的生成和运行，探究导致国家民族共同体构建困境的深层机制。族群联邦制成功与否，关键在于相关国家是否经过真正意义上的内生性国家建构，国家民族共同体能否在单一性和多元性之间达成均衡，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比利时族群联邦制的危机归根结底在于超越族群分隔的包容性国家民族共同体的缺失。两大主体民族——瓦隆和弗拉芒之间从建国前到建国后，自始至终缺乏保证联邦制健康运行的“联邦共同意识”。     

族群与民族的区别

族群与民族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具有政治属性这一点上，“族群”更多地强调其文化性，而“民族”则强调的是政治性。     

基于文化的分析：族群认同从何而来

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族群是基本的、也是重要的社会分类,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与文化反应,也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本文试图从文化分析的维度,分析族群认同的社会特性以及在社会互动与民族-国家建构工程中的作用,并通过对两种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的分析,探讨如何在承认族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协调社会成员多重身份认同中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     

从矛盾冲突到共同发展——云南黑树林地区族群关系"百年干戈化玉帛"的启示

云南黑树林地区"百年干戈化玉帛"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地区族群矛盾成功化解的个案,其经验及其理论启示具有研究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在特殊情况下,民族内部矛盾也可视为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地域认同会高于民族认同;民族工作队在化解民族矛盾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国家权力在协调民族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民族政策价值取向调整视野下的国家认同

一、国家认同的研究缘起:从社会学到政治学国家认同问题,主要起源于西方社会学家对本国内不同族群与国家的情感、与国家的关系和独特的族群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期,汤姆士、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人对民族、种族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种族)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罗伯特·帕克和露丝·本尼迪克特等,构建了一套种族关系周期理论,提出族群之间文化上的差异是社会性的而非生物性的观点。①20世纪60年代以后,多民族国家或者多民族社会内部的各个民族群体对国家的认同问题,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演变问题以及民族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问题,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     

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

英文ethnicgroup这一术语引进中国后 ,普遍共识的翻译为“族群”。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理解这一术语的含义和应用这一术语的实践中 ,存在对“族群”概念理解片面和应用泛化的现象。辨识ethnicgroup翻译为中文“族群”的准确性 ,同时针对台湾和大陆学界有关理解和应用“族群”概念中存在的问题 ,对“族群”应用的漫散无边和替代中文话语的“民族”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质疑 ,可以为全面理解和准确应用这一源自西方发达国家以“认同”为核心的术语 (eth nicgroup)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民族研究

我国的民族理论及其实践存在一些缺失,民族研究中引入族群理论是必要和可行的。族群和民族是两个互补的范畴,族群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时应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共生性

国家认同的形成是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的需要。但是在此进程中也存在一种要求尊重、维护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的观点。因此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需要处理国家认同和现有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冲突论＂、＂替代论＂、＂共生论＂和＂辩证统一论＂等观点。本文通过对各种关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关系的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依据是不同的,但同时也存在联系,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生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谁是MOSO(摩沙)?——论古摩沙的分化与“纳系族群”的认同及识别问题

MOSO(摩沙)渊源于汉晋时期摩沙夷的族裔集团,20世纪50年代后归属于纳西族、藏族、蒙古族的"纳系族群"."纳系族群"是在国家行为的民族识别过程中形成的,由于缺乏跨省区的协商知会机制,遗留下历史问题,即同一族群在不同省区被识别为截然不同的民族,现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族群的现实发展和诸多权利的实现,同时引发了对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误读和扭曲.解决这一历史问题,需要各方在平等友好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在尊重历史,尊重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性的前提下,兼顾考虑各族群的文化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及其他实际利益,从国家、民族(族群)到个人平等的地位来考量.     

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

民族旅游在云南旅游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云南各少数民族在旅游开发的特定场景中 ,族群意识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认同被强化 ,甚至比以往更强烈 ,并在与民族旅游发展的互动中不断传承、延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云南的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得以不断展现 ,而且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     

论国际政治视野中的民族自决原则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中的民族分裂主义现象日益突出。民族分裂势力的旗号之一就是“民族自决原则”,这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曲解。本文拟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此进行理论分析,认为民族自决只适用于反对外国压迫和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主体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而不是人类学上的族群。     

"五族共和"思想的内涵与实质探析

"五族共和"思想包括共和政体下"国家之统一"、"民族之统一"和民族(种族)平等三重含义.孙中山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对"五族共和"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的表述来自此前"共和统一会"对"统一"的解释.由于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认为国内的种族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问题均已解决,因此,"五族共和"思想表现在民族问题上的实质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同化,通过民族同化从而实现民族的统一.     

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初探

清末民初,中国的民族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汉族主义到五族共和,到大中华民族,再到中华民族一元理论,经历了小民族观到中民族观,再到大民族观的演变过程;由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变为民族平等。这些思想和理念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扶植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民族政策。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依据,对民国时期的民族思想和理念,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内容及历史价值等做理论概括。     

民族学专业期刊的学术资源构成及其影响力分析——以《贵州民族研究》(1995～2005)为例

本文通过对《贵州民族研究》1995~2005年载文量变化、论文选题分布、载文作者统计和论文被引用情况等作统计分析,来探讨该民族学专业期刊的学术资源构成特点及其学术影响力。     

民国时期新桂系政权的民族观述论

民族观是一个思想意识层面的问题,包括对民族本身的看法、民族问题产生原因的认识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及观点。文章通过仔细梳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新桂系领导人的思想,认为新桂系政权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分为：“中华民族”观、“特种部族”观以及“民族同化”观。之所以呈现这一局面,乃是因为阶级、时势、学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80年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回顾

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年来 ,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创造性运用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 ,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 ,促进了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 ,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新的世纪 ,民族工作面临机遇与挑战 ,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努力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新途径 ,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繁荣     

来自HMONG人的思考--读《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

本文对石茂明博士的新著《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进行了一定的评述。在评价该著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还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论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失真与保护

旅游业的发展在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民族文化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其中民族文化的失真是民族旅游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同化、商品化、庸俗化、价值观的蜕变、文化传承的断层、民族文化环境"原生土壤"遭到破坏和开发的模式化等方面。应该根据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采用民俗博物馆、民族文化村、生态博物馆和"前台、帷幕、后台"功能分区模式,对民族文化加以保护。     

廖建裕与印尼华人研究

印度尼西亚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节点国家,印尼华人是印尼国家多元民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印度尼西亚不同历史时期,他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著名的海外华人研究学者,廖建裕先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印尼华人和东南亚华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介绍他的学术生平、学术贡献以及他对印尼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