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分析

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名词”的结构是近些年很流行的表达方式,有许多学者从传统的语法角度作了研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非范畴化理论,结合名词的“概念的多重性”特点,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进行解析,可以发现“程度副词+名词”结构产生的语言内在条件和外在特点,并进一步解析“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在使用中的认知模式及其成因,能帮助人们对“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寻求更合理、更科学的解释.     

对象类介词“向”的分析与教学

对象类介词“向”是对外汉语介词教学中的一个难点。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面向”是“向”的核心子范畴“,单向”是其基本语义特征“。向”和另一个常用对象类介词“对”相比,二者在核心子范畴和语体色彩上都存在差异,不能完全替换。     

社交媒体时代下“千禧一代”政治认知的中美比较

社交媒体时代下多元化的新闻消费模式常被视为培养知识渊博的年轻一代的理想选择。然而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认知的类型学分析及其政治影响,对媒介因素如何影响年轻一代的政治认知关注较少,且缺乏跨国比较研究。本文利用2020年中美网民调查数据,将政治认知分为“错误认知”“无知”“正确认知”三种类型,并对社交媒体与政治认知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微博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并不能误导新闻消费者,但二者能够对年轻一代的无知状态产生影响。相较于美国的社交媒体,中国的微博能够起到积极的知识传播作用,减少人们的无知程度。此外,对于不使用传统媒体的中国年轻人而言,使用微博进行新闻消费能够减少其错误认知。这对社交媒体时代下如何提高“千禧一代”的政治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偏偏”的功能分析

传统上对“偏偏”的认识主要源于各种词典 ,这些词典基本都是从意义出发对“偏偏”做出解释。本文拟从语法、语义、语用三方面入手 ,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原理对“偏偏”进行分析。首先 ,考察“偏偏”的语法特征 ,主要从句式的选择和在句中出现的位置两方面展开。其次 ,在搜集大量实例的基础上 ,总结出“偏偏”的语义语用模式 ,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原理做出解释。     

基于认知参照点理论的“Adj＋N”结构阐释机制研究

“Adj ＋N”复合结构是一种很常见但又很难解释的语言现象.产生困难的原因在于在这类复合结构中,形容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非常复杂且变幻无常,很难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国内外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探究其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排列次序等问题,从认知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参照点模式为理论框架,对“Adj ＋N”结构的认知机制进行了探讨.认知参照点模式也适应于阐释“N＋N”结构和所有格结构等其它复合结构.     

古语词分析研究的当代社会语言学意义——以古语词“粑”、“瞄”为例

一对古语词的释义在我国的任何一种方言系统中,现今都保留着大量的古语词,四川方言也不例外。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格林就认为“语言是我们的历史”。语言(词)不仅是人类交际与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形式和建构手段之一。它不断介入和渗透到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接触和交流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体现着社会(人)的思维、心理、历史和价值观念等等。在四川方言中,有一类词直观反映出人类在对事物的认知和情态表达上的差异,如“粑”、“瞄”等。这类词好比化石一般,体现出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     

比较文学:从“异”出发

从哲学基础到思维方式,不同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各种文化之间差别的存在,使得“承认差别”成了新的世纪非常重要的跨文化研究原则。在当今后现代消解中心、多元文化并存,互动认知成为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的情况下,比较文学从“异”出发的研究正切合了时代的变化。     

同源词词义形成发展的类推——推理方式

文章借鉴认知语言学的有关理论,对传统的同源词研究进行新的尝试,从认知的角度考察同源词词义形成的方式,认为：基于相关关系的类推——推理的认知方式,对同源词词义的形成起着规定性的作用,相关关系的类型性、模式性决定了同源词一部分新词派生的一致性系统性。     

抓好“微腐败”治理这项系统工程

基层“微腐败”问题相较于“大腐败”“巨腐败”,更容易发生却很难防治,如果放任不管或治理不力,就会产生“破窗效应”。当前,“微腐败”治理存在着认知困境、监督困境以及执行困境。在“微腐败”性质及其危害的认知上,出现了认知偏差;在“微腐败”的监督上,存在着监管漏洞;在“微腐败”治理的执行上,治理制度、治理机制与治理方式创新还存在不足。要深化对“微腐败”的认识,不断健全各项制度,抓好“微腐败”治理这项系统工程。     

陈水扁应对政治危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

陈水扁上台以来,台湾的政治危机频繁发生,陈水扁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值得分析。陈水扁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意象会对其心理认知产生影响。陈水扁应对政治危机的心理认知模式包括“权力傲慢的心理认知”、“缺乏安全感的心理认知”、“机会主义的心理认知”等。他的主要行为模式是“静观其变—凝聚内部—煽动对立—获利妥协”。陈水扁应对政治危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会对他的政治人格、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跨文化视野下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认知与“族称”

台湾原住民的“族称”演变，是两千年来以“汉番（原汉）”关系为主轴的跨文化互动与认知的反映。由于台湾原住民缺乏本民族自身的文献历史，族群历史的被动记忆保留在异文化的文本中，从汉唐宋明时期“化外”接触中的“夷”、“番”，清代“理番教化”中的“生（野）番”与“熟（化）番”，日据时代“皇民化蕃政”下的“生蕃”与“高砂族”九族，光复以来“山地行政”下的“山胞”十族，从笼统、概括的“统称”到各族群的识别与相应“族称”，都是它文化视野下的认知符号。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原住民运动”过程中“正名”的“原住民”十四族，则潜伏着来自原住民族群以外的“台独”政治用力。     

走下“过山车”——关于对“80后”认知问题的一些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对“80后”的认知中，存在着“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现象。这与成人社会的认知障碍有着直接关系。成人社会的认知障碍，主要与“80后”的独生子女身份、改革开放以来种种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成人社会期待回报的心理等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要准确认知和把握“80后”的特征和特质，成人社会必须加强对“80后”和新生事物的学习。     

真相欲求与诉讼认知冲突的分析--以“复旦投毒案”为例

真相欲求是刑事司法的关键目标之一,但不同诉讼主体对“真相”的建构可能不同。以“复旦投毒案”为例,控辩双方既对“整体论”与“原子论”的认知路径存在分歧,又对“排除合理怀疑”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致使双方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截然不同。要解决此冲突,法官应整合“原子主义”“整体主义”思维,并为“排除合理怀疑”划界,但对“原子论”的追求应止于诉讼经济理性,对“合理”的理解不可超越经验、逻辑而向裁判可接受性妥协。总体而言,真相发现需要以诉讼公正为底线,应回归程序理性指导下的价值权衡原则,进而弥合双方的诉讼认知差异。     

“语言游戏说”的认知语境阐释

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伴随着认知语境建构的过程。“语言游戏说”强调意义即使用，语境使用、主体参与、规则遵守和家族相似的观点，蕴含了认知语境动态性、人本性、实践性和完形性的基本特征，反映出20世纪中期哲学思维方式发展的一种关键性变革。     

“爱情”隐喻的认知共性、异性与文化差异

隐喻是人类认知的工具,它深深根植于人类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中。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和比较英汉＂爱情＂隐喻的认知共性与认知异性,可知隐喻概念体系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与社会及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相一致。     

论＂望文生义成语＂及其词典编纂的认知模式

提出了“望文生义成语”的概念。分析了“望文生义成语”具有三个特征：字面词语的古义与今义差异大；字面义与表达义不一致；字面结构特殊。陈述了“望文生义成语”词典编纂的混乱现状：有的成语词典对所编的全部成语（含“望文生义成语”）用同一模式来编纂，即“释义—，出处一例句”，而有的成语词典并非如此；不同的成语词典对同一条“望文生义成语”的编纂模式不一样：同一部成语词典对同类“望文生义成语”的编纂模式也不一样。论述了“望文生义成语”词典编纂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应该突出成语【出处】，把【出处】放在优先位置，即编纂的认知模式应为：“出处→释义→例句”。、     

政府“善治”水平公众认知的主成分因子分析——以武汉市为个案

本文从公众认知的角度，以武汉市为个案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对武汉市政府目前的善治水平予以评价，指出其发展存在的某些瓶颈。此外，本文还以武汉市与深圳市公众对政府评价的某些认知差异为佐证，揭示出影响武汉市公众认知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武汉市政府未来的改革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从“我们关系”到“我们模式”：现象学视域中社会认知的互动主义转向

现象学及其自然化运动对社会认知研究的读心范式提出了严肃的批判，并与该领域内部从个体主义到互动主义的转向形成了有效的对话关系。舒茨的现象学心理学思想对自然态度的现象学姿态，显示出从胡塞尔的超验主体性向世俗主体性回归。这也为其交互主体性学说同当代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之间的互惠约束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可能性。舒茨提出的“我们关系”，强调面对面际遇的基础性和不可还原性，以及主体间理解的异质性。这些现象学洞见与当前社会认知的互动主义所关注的社会信号、社会响应以及共同表征证据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理论兼容性。你—导向得到来自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实验数据的支持，并将为“第一人称复数的社会认知”提供丰富的现象学启示。舒茨对“我们关系”中他异性的分析有助于弥补“我们模式”的缺陷，并为自然化现象学的系统探索预留出广阔的空间。     

“观察渗透理论”的认知解析

围绕“观察渗透理论”引发的争论,直接关系到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以及科学研究的意义。从认知研究的视角出发解析这一论题,避免了形而上的争论,回归自然化的认识过程。认知视角下,科学观察不仅仅是大脑的静态知觉,还是渗透主体背景理论的认知过程。认知系统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唤醒系统的自调节作用也避免了观察过程中的非客观性和主观任意性。而同时,认知视角下的观点同样有其局限性。     

“镜像认知”到“增量认同”: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趋向研究

一直以来,台湾民众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在“镜像”意识扭曲的背景下形成了对国家的主体认知的“认同惯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岸的正常交往.2008年以来,随着两岸关系不断的改善与加温,两岸在经济、文化、教育、民间社会等多个领域的交往逐步深入,甚至在军事、涉外关系等敏感的领域也出现了“松绑”与交流的态势,这一时期,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输入”与“输出”的政治循环系统,“两岸命运共同体”雏形形成,台湾民众国家主体认同感的“增量效应”不断得以释放与重塑,这对未来两岸关系最终走向统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