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文化视角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置化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面临着程序启动困难、公诉机关选择性宣读证据、排除标准界定模糊、法院不愿否认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效力等阻碍。立足本土诉讼文化视角可发现,职权主义诉讼以发现真相、惩罚犯罪为最高价值目标,难以唤起司法工作人员和普罗大众对程序正义的关注。传统的司法理念与流水线的诉讼构造,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落实举步维艰。因而,有必要从界限明确、实践完善、文化适应等三个面向,纾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置化隐忧。     

司法证明认知目标论的反思与展望

司法证明的认知目标不仅决定了诉讼制度与证据制度的具体设计,而且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法律或司法的期待与信任。关于司法证明认知目标论,我国诉讼法学界基本分为三种观点,即作为传统解释的客观真相论、作为主流见解的法律真相论,以及以意见裁判主义为代表的后真相认知观。在司法证明认知目标中,“真相”仅仅占据有限地位,并且协商过程中的意见共识往往十分难得,并非总能如愿实现。因此,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司法证明所立足的正当理由,即证成。推进司法证明认知目标从真相、共识转变为证成,既是对司法证明主体理智能力的尊重,也是顺应认知规律的必然要求。     

从“我们关系”到“我们模式”：现象学视域中社会认知的互动主义转向

现象学及其自然化运动对社会认知研究的读心范式提出了严肃的批判，并与该领域内部从个体主义到互动主义的转向形成了有效的对话关系。舒茨的现象学心理学思想对自然态度的现象学姿态，显示出从胡塞尔的超验主体性向世俗主体性回归。这也为其交互主体性学说同当代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之间的互惠约束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可能性。舒茨提出的“我们关系”，强调面对面际遇的基础性和不可还原性，以及主体间理解的异质性。这些现象学洞见与当前社会认知的互动主义所关注的社会信号、社会响应以及共同表征证据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理论兼容性。你—导向得到来自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实验数据的支持，并将为“第一人称复数的社会认知”提供丰富的现象学启示。舒茨对“我们关系”中他异性的分析有助于弥补“我们模式”的缺陷，并为自然化现象学的系统探索预留出广阔的空间。     

佘祥林冤案的刑事诉讼制度反思

佘祥林冤案的发生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制度设计违背了诉讼的本来含义,作为“裁判方”的人民法院与作为控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应是互相配合的关系。刑讯逼供是导致冤案的重要根源,遏制刑讯逼供应对症下药:一是规定沉默权制度;二是将案件证明标准由“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三是加强社会治理,健全客观证据生成机制。此外,刑事诉讼法应明确程序法律责任,以促使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诉讼程序。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五四运动后不久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囿于个人认知和时代变迁，后来各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也留下了不少历史误解。其实，无论是问题还是主义，牵涉面都很广。“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就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     

先秦儒家人性视野中的道德主义政治

“道德主义”是先秦儒学的重要特征, 孔、孟、荀的政治学说, 都立足于社会现实, 把“人性”作为他们哲学取向和认知方式的基本出发点, 用对人性完美道德的追求论证其“仁政”的合法性, 将政治的实施过程视为是道德实践的过程。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发源于英美,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时予以吸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补充,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一直存在着争议,如何解释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这一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为保障"排除合理怀疑"的有效运用,在实践中需要建立配套制度和诉讼规则。     

刑事诉讼法修改应以调整诉讼结构为切入点

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一直呈现强职权主义倾向。为改变这一模式下控、辩、审三种职能失衡所进行的庭审方式改革,又带来侦查、起诉结构中的强职权主义与审判结构中的弱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冲突。据此,刑事诉讼法修改应继续将调整诉讼结构作为切入点,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同时把改革向前延伸,以构建完善和谐的新型诉讼关系。     

创造社与“新浪漫主义”

五四时期，以创造社为代表在文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主情浪潮，被称为浪漫主义文学。其实，创造社的创作与其说师法于西方，不如说更接近于日本文坛热捧的“新浪漫主义”，而厨川白村对于“新浪漫主义”的界定和阐释对创造社最具影响力。     

对话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与主义”

初次接触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概念，还是在7年前。那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在他的《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用了专门的章节。详细地阐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基本理论、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当时，除去专业学者以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了解的人并不很多。那还是一个较为深奥的概念。     

“90后”大学生思想生活状况调查——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例

“90后”大学生坚持主流价值观，政治参与热情高，但存在一定认知误区；人生积极主动，但存在功利主义倾向；思想开化，传统与变革并存；学习选择性强，但学习风气有待提高；新型消费观念正在形成；恋爱自主性强，深受女性主义影响。社会大众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包容的态度来看待“90后”大学生。     

试论侦查模式的转型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刑事审判阶段正式确立了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使控辩双方地位趋于平等化。但作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居于前提和关键地位的侦查阶段，在我国，始终奉行的是职权主义模式，几千年的义务本位的法文化直接、间接地使犯罪嫌疑人地位的实际客体化，从而使犯罪嫌疑人和辩护方与国家侦查机关的地位不平等，以致于形成控、辩前提条件不完备的诉讼结构失衡，即引起侦查职权主义化与审判的当事人主义化的机制冲突。文章试图在我国侦查阶段引入以平等侦查观为支撑的当事人主义侦查摸式，使其与当事人主义趋向的庭审制度相适应，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运行体制。     

诉讼模式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

我国民事再审制度存在明显的不足,即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注重国家公权力干预,漠视当事人诉讼权利。2007年,对民事再审程序的修改,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再审制度的职权主义色彩依旧。改造和完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面临观念变革和制度更新。民事再审的目的在于纠正错误的民事裁判,但是,纠错一要遵循诉讼规律;二要进行价值权衡。在制度上,要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改造我国再审制度,打造再审之诉。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新论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主要有狭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和广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两类。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有立案证明活动、提起诉讼证明活动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证明活动等 ,都存在证明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认定权问题。以案件客观真实作为我国刑诉证明标准在逻辑上出现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确定、充分”和西方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等证明标准并无质的不同     

西方发展观的反思与新发展主义的兴起

一、对西方传统发展主义的理论反思与批判在西方传统发展主义的辞典中 ,“现代化”就是“发展”的代名词 ;支撑“现代化”的理性主义原则是“发展”的理论基础。发展主义强调发展中国家要以创新、合理、绩效、合作的理性文化精神为指南 ,走上西方现代化发展之路。体现这一宗旨的发展主义的典型形式 ,是美国５０、６０年代盛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这一现代化理论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广义的现代化 ,它是“二战”后美国政府第三世界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 ,也代表了西方发展主义理论的主流形态。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他以…     

和谐语境下民事诉讼模式实证分析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战略之下,和谐主义司法成为必然要求。在民事诉讼模式中的构建中,和谐主义司法起到价值基础的作用。在和谐司法的语境下,结合主义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适度吸收职权主义的合理因素的民事诉讼新模式,是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构建的理性选择。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问题在法官断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实践中显露出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重构刑事证明标准应遵循的基本思路是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兼顾;理想与现实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现有条件下我们所能做出的最为合理的选择。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指控辩双方在庭审前相互展示证据，相互获取有关案件信息的一项制度，这是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适应保障对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达到诉讼公正和效益的要求而逐渐产生的一种制度。它的基本要求是控辩双方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交换或展示各自持有的能证明其诉讼主张的各种材料，使得证据在庭审前得以明确和固定。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种制度分析"典范",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才刚刚起步。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特征、国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的主要观点、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学者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理论的发展现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我国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了界定,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丰富了证明标准的内涵,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不同法系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和梳理,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正确把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并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案件多层次证据与证明标准做出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