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确立调解制度初探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是行政诉讼特有的制度设置,这是因为行政诉讼法强调“公权不可处分”,但这一规定既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关于行政纠纷的处理,也不符合处理WTO规则纠纷的要求,因此只有在行政审判中确立调解制度,才能使行政诉讼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构建问题再研究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案件除行政赔偿外不适用调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规定已不能满足行政诉讼实务的需要。人民法院解决行政纠纷时变通进行和解、协调工作,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同时也暴露了缺少调解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纳入人大议程,通过修订现行行政诉讼法进行尝试和探索,待时机成熟再订立单行法是较好的选择。     

完整构建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除了赔偿诉讼之外,不适用调解。但在现实的行政诉讼中,存在着大量通过法院协调最终以原告撤诉的方式结案的案件。理论上,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也存在着误区。这表明我国有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我们应正确认定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和原则,探索适合行政诉讼调解的最佳程序结构模式,将调解结案作为法定的结案方式作出规定,并赋予调解书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被誉为"东方经验"。我国现行立法已明确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刑事诉讼领域也有其适用的空间,但在运用调解手段来解决行政争议时,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导致了立法与实践的冲突。分析我国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存在的困境,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完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进行一定的思考,希望能早日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其恰当的地位,使其在解决行政纠纷时充分发挥出优势,弥补行政审判的不足。     

比较法视野中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行政侵权赔偿诉讼以外，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反观我国审判实践，禁止调解在“案外和解”中被悄然规避。自行政审判以来，行政案件撤诉率长期居高不下已是不争的事实，非正常撤诉的现状为行政诉讼立法所始料不及。审判实践中，大量行政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许甚至动员下通过“庭前调解”协商解决的，只是最后以撤诉的合法形式来掩盖“案外和解”。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国际惯例也使我们有必要对“公权不可处分”的理论重新审视。“案外和解”这种“异化”了的纠纷解决方式日益增多，且为原被告及法院所接受。调解的“现实需要”，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禁止调解制度的现实失落。     

关于建构我国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理论探讨

建构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制度是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的重要课题之一,对制度的设计者来说,建立完备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为制度的使用者考量,也应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从而落实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本文试图就调解合意的达成;调解原则之确立等四个在调解制度建构中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一番理论探讨,以期对新制度的建构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法院提出和解行政诉讼案件很有必要

<正>从全国范围来看,行政诉讼撤诉率极高,这与法院大量运用和解方式处理行政诉讼案件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笔者认为,法院主动提出和解行政诉讼案件很有必要。行政诉讼案件中和解不等于调解。根据诉讼理论,调解与和解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调解主要是民事诉讼中的制度,是在法院主导下,当事人双方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自愿协商,解决纠纷的活动。法官主宰、控制和支配     

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在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否有必要成为行政诉讼的有机组成部分,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行政诉讼单纯裁判的弊端、行政诉讼调解的功能优势、行政诉讼司法判决与和解的功能互动与互补、行政审判实践以及行政法理论的发展等方面探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法院主动和解行政诉讼案件合适吗?

某县法院在审理王某等四人诉县公安局撤销对其治安处罚决定的行政诉讼过程中,法院主动告知原被告双方可以和解。有人认为,法院积极运用协调、和解方式化解行政争议,促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相互理解沟通,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不完全一致,与行政诉讼的功能和作用不符,且法律明确规定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法院主动提出和解行政诉讼案件台适吗?请谈谈你的看法和观点。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引发的问题和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不确定性、不驱动性、不统一性，从模式入手解决根本问题．拓宽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建立有限调解和判例制度。完善行政诉讼体系。     

劳资和谐与政府职责

本文依据我国劳资纠纷的现状,提出纠纷解决有赖于政府的政策调控、立法规制和行政干预,需要构建以调解为主体、内部协商和外部解决为两翼的劳资纠纷解决体系。文章还具体指出,需要建立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的独立的调解机构,提高行政机关在调解中的公信力,完善由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和工会组成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大调解视野下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再思考

在我国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相较于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而言,行政调解目前处于短板地位,规范层面行政调解统一立法的缺失和认识层面相关主体行政调解意识的淡薄分别是其形式原因和实质原因。针对此,首先应当明确行政调解内含的比较价值优势,如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专业性、彻底性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等,然后通过提高相关主体对行政调解性质和纠纷解决功效的认识、制定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和建立有效的行政调解保障机制三方面举措来建构完善的行政调解制度。     

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诉前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我国不断增加的诉讼需求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正面临严峻挑战。本文拟对诉前调解的理论内涵及司法实践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建立民事诉前调解制度的几点设想,以期对我国尽快建立独立的诉前调解程序略尽微薄之力。     

基层公安机关适用治安调解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治安调解是我国调解制度中行政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缓解民间矛盾,减少违法犯罪和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它体现了我国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以教育为主的治安管理处罚原则。公安机关应当本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依法尽量予以调解处理。调解也是一种处理治安案件的结案方式,所以,基层公安派出所应重视做好治安调解工作。     

论原告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原告所承担的举证责任极为有限,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文章从举证责任的涵义入手,分析和阐述了原告在行政诉讼中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并结合审判实践,对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举证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实现司法效率和司法正义。     

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的界分与衔接

现阶段,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在界分上因为实践中的交叉、混合而存在争议,又在衔接上存在对接机制不完善、运用不协调等问题。通过充分吸收、借鉴部分地区实务中的做法,化用包容性评价设计二阶层的纠纷调解流程,可以解释公安机关调解不涉及治安案件的民间纠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探索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衔接的具体措施,从而减低对警力资源、司法资源的不必要占用,提高解决纠纷的便捷性,促进社会和谐,维护治安秩序。     

行政诉权保护之浅见

在我国,保护公民的行政诉权,应做到以下几点:修改和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从源头上保障行政诉权的有效行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独立,从体制上保障诉权得以有效实现;不断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鼓励公民利用法律武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与调解——基于剑河县林权纠纷的调解实践

文章借助美国学者布莱克的案件社会结构理论,侧重于从微观社会学角度分析调解所处的纠纷解决社会结构,通过对当地最为典型的林权纠纷各类型的性质、起因及结构要素不同组合方式进行剖析,展示出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对调解运行的深刻影响:纠纷当事人之间目前的熟识或面熟关系使纠纷趋于依据大量民风、民俗和伦理道德等地方性知识,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常规资本和个人性格、气质等非常规资本的分布、组合状况有力地制约着调解结果;一方或双方的支持者常常在调解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会改变调解的走向,甚至决定着调解的成败。     

关于离婚诉讼中按揭房屋分割问题的思考

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在离婚诉讼中，涉及到按揭房的分割争议也越来越多了，而如何处理好这一争议，将是法律实务应当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由于目前我国法律上对这一现象并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因此，本文拟从离婚诉讼中就按揭房屋的处理作一些分析探讨。     

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机制探析

轻微刑事案件由于其所特有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可调解及和解性,在侦查阶段便可通过协商机制予以解决,不必进入公诉司法程序,而在已经进入公诉程序的案件中亦可以通过恢复性处理机制对案件嫌疑人进行惩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轻微刑事案件进行调解具有现实必要性及价值,同时也存在相关问题,需要完善侦查阶段调解的路径,形成处理此类案件的常态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