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众的复杂心态

台湾的历史与大陆的历史有共同性 ,也有差异性。台湾民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本来就是多样的 ,近年来经过某些人的“导引” ,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 ,它对台湾民众复杂心态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本文试图比较详细地描绘和概括台湾民众对“光复”以前历史的“集体记忆”及其对“复杂心态”的影响 ,为大陆同胞进一步认识台湾提供可资参考的资料和意见。     

走向历史的记忆——新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新趋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记忆与回忆为主题的研究风气日渐兴起，发展为欧美学术界跨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流行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记忆理论，大多以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经典论述为源泉，并结合各国的学术传统及经验研究而批判性地发展起来。进入新世纪以后，这股“记忆之风”在中国学界和公共空间激起“发掘记忆，重构历史”的学术意识。在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民间传说与历史记忆；社会记忆与乡土重建。记忆的历史研究，不应是“科学史学”的障碍；相反，它不仅拓展了通往“历史真实”的渠道，而且为认识人性之本相提供一种重要的路径。     

流散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族裔认同——基于托尼·莫里森小说

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共有的回忆,是凝聚该族群成员的情感纽带和精神家园,也是他们获得认同和证明其族裔价值的基本要素。以托尼·莫里森的小说为蓝本,运用流散批评理论分析了流散民族——美国黑人的历史记忆及其对于黑人获得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指出黑人获得认同的途径是融合而非单纯的固步自封:既要保持本族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又觅求与主流社会的和谐共处。     

重构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

传统节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千百年来代代相承演变而形成的民族文化标志。传统节日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传递着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记忆,凝聚着广大民众的深厚情感和精神寄托,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要对全民族共享的节日文化记忆进行不断挖掘与重构,激发其本身的活力,让传统节日赋予现实生活以新的能量,夯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文化根基。     

文化传承与集体记忆构建:当代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功能分析

后苏哈托时期见证了印尼华人的族群意识与文化复兴,其中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兴建成为华人族群文化意识复兴的一个重要象征。本文在对印尼华人纪念馆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后苏哈托时期华人历史博物馆兴建的动因、机制与意义。印尼华人博物馆的兴建,不仅体现了华人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追溯与传承,同时也反映了华人与当地的融合与政治认同的变迁。更值得指出的是,华人历史博物馆通过华人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展示重新塑造了华人的集体与文化记忆。     

旧城改造与城市文化特质的塑造——以海口旧城中心区改造为例

一个城市的旧有空间,往往是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最集中的地方,它带着历史记忆,走向城市的现代,具有最普遍和最显著的文化空间特征。2007年4月,海口被列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历     

周敦颐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诠释

湖湘文化的建构过程,与湖南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是密切关联的。本文通过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的探讨,以阐发湖湘文化的建构过程、内涵及其特点。湖湘士大夫不仅强调濂溪之学的作为儒学正统的普遍性意义,尤其强调其地域性意义,他们对濂溪学意义的双重强调,具有地域文化建构的目的。     

历史记忆：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以贵州彝族“撮泰吉”为个案

本文以贵州彝族“撮泰吉”的典型个案说明,民族传统艺术蕴涵丰富的历史记忆符号,反映先民的生产、生活世界、先民的迁徙历史和先民的精神世界等内涵。历史记忆是民族传统艺术的核心和灵魂,是我们探索艺术起源的基本依据。历史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和传统艺术得以保持原生态的根本保证。因此,历史记忆是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     

以艺术的方式承载公共记忆——由成都东郊工业文明博物馆景观设计想到的

公共艺术不仅以独特的形式美化城市,更重要的是她能储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唤起公众的历史文化记忆。如何在城市再造中,不仅通过全新的艺术构建去加以视觉的体现城市的历史风貌、唤起公众公共记忆,而且如何通过保存与转换去重新激活城市中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与景观,使其不仅成为点缀城市的风景,也满足公众的一种情感需求,是当今城市再造和公共艺术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成都东郊工业文明博物馆景观设计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少数民族服饰设计中的历史记忆符号研究——以苗族服饰为例

研究少数民族服饰设计中的历史记忆符号有助于探寻服饰背后的历史文化表征,理解服饰设计中的历史想象与意义创构。在此,以苗族服饰为例,具体分析了少数民族服饰设计对历史生存记忆、审美形态、人文风貌、伦常美德的视觉表现,论述了其在社会认知、美学动机、传媒消费维度的重要价值,揭示了人类与服饰存在于物质庇护之外的终极关系。     

两岸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形象比较——以“南一版”和“人教版”为例

两岸青年的认同问题一直是台湾研究的热点。高中历史教科书是塑造青年学生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影响着青年学生的政治认同和文化取向。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美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受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等影响,两岸历史教科书所呈现的美国形象有很大的差异,编撰者甚至对同一历史事件有着大相径庭的表述,从而造成两岸青年学生对美国有着不同的文化认知和情感取向。本文通过对大陆＂人教版＂和台湾＂南一版＂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美国＂形象的比较,指出其差异以及这种差异阐释所造成的影响。     

对编辑出版政协文史资料的认识和思考

通过动员组织和推动爱国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人士撰写文史资料,充实了人民政协的工作内容,扩大了人民政协的团结面,增强了人们对历史的共识。这是每一个政协文史工作者的光荣事业。     

近代国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传承——以报刊文献中的郑成功传记为中心

晚清以前，郑成功正面至多是以“遗民忠义”的“忠烈”形象受人景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人，革命者开始用近代民族国家的视角重新塑造和认识中国既往的历史。郑成功因其“排满驱荷开拓台湾”的历史功绩及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尤被晚清革命者所看重。在后者的阐释下，作为“反清英雄”的代表人物之一，郑成功形象发生“近代转型”，既迎合了反清革命宣传的需要，又是重构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成立后，郑成功的英雄形象融入了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因应时代的需求，一直成为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抗战胜利后，郑成功又被作为光复台湾的精神象征而受到国人的进一步推崇。     

彝族典型服饰羊皮褂的社会文化价值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性和审美情趣,从中可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一定的历史内涵及文化源流。彝族羊皮褂同彝族一样起源于古代氐羌族群,由于羊皮褂在彝族所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它伴随着彝族社会历史发展一直存留至今,成为彝族历史的缩影。     

技艺生产与生产记忆:苗族史诗《亚鲁王》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与历史记忆具有显著差异,历史记忆强调过去发生的事以及对这件事的描写,而文化记忆则与族群回忆的处境和需求相关。沿着记忆生产与生产技艺的演进轨辙,可见苗族史诗《亚鲁王》的生存文化记忆、生活文化记忆、军事文化记忆和消费文化记忆呈交织并进的态势。廓清丧葬仪式的不断重复与增补删减,发现丧葬仪式成为一种筛选模式,这种筛选模式通过代际传承成为一种族群标识,人们凭借此种标识维系族群关系,弱化生死观念,将死亡看作是一种回归。     

执政为民的价值体现论析——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念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代表和反映公意。执政为民体现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社会主义的国家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观。正确理解执政为民的价值体现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点:执政为民不等于以党代政、不否认党的利益、不等于以民为本和人本主义。只有坚持强化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民主、国家民主和人民民主,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才能真正将执政为民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中落实下来。     

近20年来台湾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研究

本文在探讨近20年来台湾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创作风貌的基础上,发掘从台湾少数民族主体这一相对边缘视角言说历史的再现与批判潜能,并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相关文学创作与诠释所折射出的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台湾少数民族与非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在处理台湾少数民族题材时的切入视角与美学策略有显著差异：台湾少数民族作家致力于追溯被汉文化入侵、改造和收编的历史,反思部落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溃败命运,并通过召唤部落文化传统来重建族群认同;非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侧重于以历史事件为扭结呈现创伤记忆,一方面流露出某种赎罪心理,另一方面也有淡化历史上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冲突的倾向,以共构入史的策略将台湾少数民族的悲情转化为“台湾人”的悲情。本文认为,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分析应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论的兴起与本土化论述策略转型的社会背景的考察相结合,才能还原台湾少数民族议题在当代台湾的兴起与质变过程,进而把握近20年来文学领域对台湾少数民族题材的关注所呈现的历史眼光与意识形态心理变迁轨迹。     

"执政为民"的哲学思考

"执政为民",既是江泽民总书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又是我们党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执政为民"深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     

在路上:客家人的族群意象和文化建构

长期以来,人们对客家人的族群意象一直停留在静态的文化特质描述之上,而从人类学过程论和过程分析的角度,可得出客家人“在路上”的族群意象。其概指客家族群在历史长河中迁徙、抗争、发展的整个过程,将客家的历史、现在和未来一并纳入研究视野,涵括客家的历史渊源、形成过程、文化特质以及族群性格和精神特征。“在路上”的客家意象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阶段,是一种状态,是受历史框架、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形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书写。     

Rethinking and rewriting history

Since 1980s, the writings of a young but promising novelist Su Tong and his generation of fiction‐writers have been considered “vanguard literature” and “new realism” by many cr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u Tong and the new generation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y destroyed the myths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fiction,” and started rethinking and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1920s‐1950s in China. This paper tries to examine the important cultural phenomena through analyzing Su Tong's historical f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