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文学经典”看台湾文学精神

文学经典的确认是一个文学系统多个层面参与运作的动态累积过程,“台湾文学经典３０部”的产生再次表明了人们对台湾文学所充溢的中国文化精神和所开掘的本土文化资源的理解、尊重,对其所呈现的历史厚重感、文化包容性的肯定、赞许,同时也启发着人们去思考“台湾文学中心时期”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去殖民性进程中的战后初期台湾文学

1945年8月至1950年3月是战后台湾文学重建的重要开启时期,其去殖民性的进程在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框架中,由台湾本省作家和大陆来台作家在台湾文学传统和中国新文学传统的艰难延续中展开。复杂的政治干预使去殖民性被当局简化为接受大陆政府统治,但台湾作家在认同中华文化上并未“失语”,他们仍以源自“民族精神”的“向心力”,顽强“回归”中国文学,并和大陆作家一起,以对战后台湾现实的深切关怀,延续、丰富了日据时期形成的台湾文学传统,其中根植于台湾的左翼文学思潮发挥了尤为积极的建设作用,提供了战后中国左翼文学的在野形态。     

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

近些年来，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不遗余力地在岛内、海外大搞“台独”。不仅猖撅于政坛，也把黑手伸向文学领域，试图搞乱人们的思想，以便最终实现他们脱离中国的罪恶目的。但是，这样的行径是不可能得逞的。且不说政治经济、历史沿革等其他方面，仅从台湾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可看出海峡两岸有着风习相近、感情相亲、文化同根，血脉同源的密切关系。     

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

从文学的发生发展看，台湾最具有血缘和历史文化关系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从地缘政治来说，台湾永远都无法剥离的仍是中国。我们强调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并不是要否认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但再怎么特殊和不同，台湾文学在整体上仍未脱离中国文化这一母体。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场域与媒介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前承光复后台湾文学的转折,后启60年代文学的兴盛。此时期文学杂志的“民营”状况,副刊非一统的存在状态,都悄然改变了权力场和文学生产场之间的单一支配关系,使控制文学场域的合法逻辑出现了裂隙,并使得作者、编者、读者的性情最大程度地影响文学生产。此种历史境遇中的文学传播,使政治高压下的20世纪50年代仍能涌动起多种文学思潮,也使台湾文学的乡土性、本土性得以延续、流布。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不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被看做文学的断裂。     

台湾文学：承袭中原传统——台湾历史文化渊源之文缘篇（上）

台湾著名作家叶石涛在他的《台湾文学史纲·序》开宗明义地说：“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台湾由于地缘的关系，在文学和社会形态上，承续的主要是来自中原汉民族的传统。明末，沈光文来到台湾开始播种旧文学，历经两百多年的培育，到了清末，台湾的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作品的水准到达跟大陆旧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他还说：“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也曾受到‘五四’文学革命的刺激。”     

台湾都市文学与海派文学

本文以林燿德和施蛰存开启的台湾都市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对话为契机,探讨海峡两岸都市文学的隔海传承与变异。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将都市文化的殖民地摩登属性推向顶峰;40年代的海派作家还原出一个琐碎的市民都市空间;台湾新世代作家则塑造了一个集民间、私我和异彩文化等诸多因子交汇的都市场域,包容了更大的阐释空间。这些都市书写都以“感觉”为媒介,借鉴蒙太奇手段刻意颠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对欲望书写异乎寻常的关注,在小说的审美形态、叙述角度、结构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表现出特有的创新度和开放度。     

1998年台湾文坛关于“皇民文学”的论争

１９９８年，台湾文坛围绕“皇民文学”问题展开一场论争。张良泽等美化、正当化“皇民文学”的论调，乃近年来台湾一股亲日仇华社会思潮在文坛的折射。陈映真等奋起批驳，指出“皇民文学”的本质及其与当前社会政治思潮的联系，在文坛树立起“统派”的鲜明旗帜和影响。     

近20年来台湾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研究

本文在探讨近20年来台湾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创作风貌的基础上,发掘从台湾少数民族主体这一相对边缘视角言说历史的再现与批判潜能,并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相关文学创作与诠释所折射出的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台湾少数民族与非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在处理台湾少数民族题材时的切入视角与美学策略有显著差异：台湾少数民族作家致力于追溯被汉文化入侵、改造和收编的历史,反思部落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溃败命运,并通过召唤部落文化传统来重建族群认同;非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侧重于以历史事件为扭结呈现创伤记忆,一方面流露出某种赎罪心理,另一方面也有淡化历史上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冲突的倾向,以共构入史的策略将台湾少数民族的悲情转化为“台湾人”的悲情。本文认为,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分析应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论的兴起与本土化论述策略转型的社会背景的考察相结合,才能还原台湾少数民族议题在当代台湾的兴起与质变过程,进而把握近20年来文学领域对台湾少数民族题材的关注所呈现的历史眼光与意识形态心理变迁轨迹。     

台湾民俗文化的显微和存真——读《台湾社会与文化》

汪毅夫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中,至少有两个别人难以相比的重要成绩。一是近代台湾文学研究的开拓,可说填补了大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其成果已见于闺版《台湾文学吏·近代文学篇》和《台湾近代文学丛稿》等书中。二是使研究由台湾文学向台湾文化扩展,其具体成果除了与吕良弼合著《台湾文化概观》外,还有新著《台湾社会与文化》。 俞元桂先生曾以“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称赞他的这位得意门生;落实到这本新著,我则想用“显微”、“存真”等语来概括其著述的目标和特征。所谓“显微”,指的是毅夫常着笔于人们不甚注意的微小之处,加以细致的考辨、阐解,而其目的,乃是为了挖掘它们所涵纳的某种深层的文化意蕴。     

台湾乡土文学对于闽南文化的感应

近一时期,台湾文学界有学者提出一种违背客观事实的看法,认为台湾文学经过乡土作家们反映台湾社会现实的努力,加上50年的异族统治,“终于与中国的文学传统分道扬镳”,为了论证这个看法,他还引用一位著名小说家返台接受访问时所说的“台湾虽然在政治还未独立,但是在文学上早就独立了”的话来加以补充说明。我们认为这位学者对台湾文学与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至少是缺乏应有的了解,且不提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流”与“源”的关系,从台湾乡土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化的关系看,二者之间也是密切相关。事实上,无论是在台湾乡土文学的发轫期、成长期、还是当代,台湾乡土文学从不脱离祖国大陆文化而独立     

日据末期《风月报》新旧文学论争述评——关于“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战

1941年前后台湾<风月报>上爆发的"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是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的延续."新文学"一方强调文学要有社会性、时代性以及表现真情实感,反对摹仿、做作;"旧文学"一方则更注重于艺术形式的完美和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反对承担社会使命.论争中鲁迅、胡适等的一再被提起以及注重时代性、社会性文学理念的契合,再次证明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五四新文学的密切渊源关系.而旧文学历经20年仍未被新文学所打垮,原因之一在于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固守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张我军诞生百年纪念书籍出版

台湾已故文学家张我军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他同当年一些先进分子一道，在日本统治者对台湾实施严厉镇压和怀柔同化政策的恶劣环境下，把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介绍到日据下的台湾岛内，并猛烈抨击当时盘据台湾文坛的旧文学、旧思想，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不能与中国文学分断”的主张。从而被台湾学者称为“摇篮期台湾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或“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文学（一）

上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军国主义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并加紧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在岛内推行“皇民化”运动,用种种手段要把台湾同胞改造成“皇民”（日本人）;在文学领域则发起“皇民丈学”运动,逼迫台湾作家用目文进行创作。在此环境之下,赖和、杨逵、张文环、龙瑛宗、吕赫若、吴浊流等一批台籍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对“皇民文学”进行抵制,他们虽然用日文进行创作,但作品或表现台湾的风土人情,或表现台湾同胞的被殖民处境,或表现曲折却坚定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被迫用殖民者语言进行书写的同时,也用文字对日本殖民者进行着抵制和反抗。     

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台湾文学研究比较观

本文关注近年来日本、大陆与台湾学者研究台湾文学的最新成果与动态,从学术沟通与交流的方式、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台湾新文学与鲁迅,以及台湾文学定位等方面,将两岸三地的研究状况相互参照,比较研究者在解读与考辨台湾文学时存在的异同。     

论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及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在中华文化的逻辑发展上 ,呈现出与同时期大陆文学不同的运动轨迹与存在形态 ,形成台湾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格 ,并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范式。而台湾的海外知识移民形成了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个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群 ,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收获和代表 ,深远地影响了欧美华文文学的发展。东南亚华裔青年学生到台湾留学 ,以及台湾作家到东南亚华人社会讲学、参与文学营等活动 ,扩大了台湾文学对东南亚的影响 ,形成了这一时期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中的台湾文学因素。     

殖民地左翼文学刊物的坚持与溃败：《台湾新文学》（1935—1937）之文化生产研究

日据台湾最重要的左翼文学刊物《台湾新文学》诞生于日本殖民统治政策逐步收紧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此时的政治话语论述要求文学活动同质化并参与政治翼赞,逼迫文学活动适应政权对文化的需要而作出转型。《台湾新文学》在殖民强权所制造的＂文化繁荣＂中无意助力,只能勉力维持,在有限的文化资源里坚持将左翼理念暗中传递,与读者达到声应一致的目的。通过将台湾20世纪30年代以左翼文学刊物发行为主的文化生产惨淡经营的现状与彼时中国大陆左翼文学生产盛况进行对比,可以体悟到《台湾新文学》作为殖民话语论述强势压迫下的左翼抵殖民能量的难能可贵,并对刊物所达到的左翼文学成就有新的认识。     

文以载吾道:唐文标的“寻根”与伦理重建

本文通过梳理唐文标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思想路径,试图揭开唐文标在两岸文学、文化史上被遮蔽的先锋作用。从1960年代的“寻根”“回归现实”,到1970年代的“文以载道”“重建桃花源”,再到1980年代的“集体救赎”“伦理重建”,唐文标始终是台湾文学与现代文化敏锐的研究者和坚定的实践者。通过重新认识唐文标,我们得以重估保钓的精神遗产,重新认识台湾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中走过的歧路和迄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唐文标晚年从台湾民变史和中国戏剧史中看到建立适应时代的伦理秩序和文化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实际是尝试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提出人的困境的解方。他一生的创作,正是实践自己“道”的写照。     

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文化认同研究

近年来,以语言、文学、历史、神话为考察重点的文化认同讨论,在学界是热门话题。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台湾文化认同改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关系。     

“台湾文学”与“台湾意识”刍议

在1977年台湾乡土文学论争中,台湾文界人士针对当时出现的文学现象,为便于提出问题与探讨问题,指出台湾省的文学具有特定的内涵,因而“台湾文学”这一名称便应运而生;而“台湾意识”则是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