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经纬

学者王元化提出开发传统文化资源 王元化、胡晓明对话录《传统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中认为,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可以开发出来,融入到现代中去,成为普遍意义的因素。他说,多元性并不意味所有的文化都一致认同那惟一的共同理念,而应当是诸家杂呈的世界。当然,没有惟一的共同价值,并不等于没有普遍价值,我们要舍弃的只是一种价值独断的世界。各种价值纷呈、对话、交流才是真实的     

时代的观照 思想的声音——读张武研究员新著《哲学视野录》

<正>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究竟是什么?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不同的答案。有人说是靠事实讲话,谁占有的资料多,谁的结论就充分;有人说是学者智慧的结晶,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是展示学者才情的舞台,这个舞台因学者的才情大小深浅而变化;有人说是时代精神的升华,立足时代,关注实践,进行理论的观照,抒发思想的声音。尽管人们的学术、理论旨趣有所不同,不能据此判定他们学术、理论成就的高低大小深浅,但影响他们的眼光、识见和最终成就的,不能不从时代、方法与理论覆盖面诸方面探寻。     

新党的国家认同

最近,新党有人提出“一中两国”的主张,也有人加以反对.主张者认为“唯有这项政策才能化解两岸现有僵局”,并强调这是“新党中国政策的主流意见”,是“新党自创党以来的中国政策”;反对者则认为任何”两个中国”“两个主权”的说法,都是不合宜、不成熟的,“一中两国”就等于台独,将让新党面临崩溃.这里涉及新党的国家认同问题.所谓国家认同,是属于主观信仰的范畴,是一种政治主张或立场,它指的是公民对其所自我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主动的认同,一通过凝聚感情和政治意志的表达,愿为爱护和维护这个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新党的国家认同究竟怎样?有必要加以剖析.     

从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探索日本的“自我定位”

日本人的国民性所体现出的“缘人”特征与武士道精神，对上下位序非常敏感；自我定位对日本人十分重要，因为上下位序是通过自我定位而决定的。传统华夷秩序所体现的位序，乃中国在上，日本在下。日本的儒学者对传统“中国”一词所预设的华夷之辨与东亚政治秩序，不管是在“文化认同”或“政治认同”上，均难以接受。通过不断地对“中国”一词提出臆想性的解释，日本的儒学者缓解了“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割裂所造成的自我定位困境，并让中国经典得以适应于日本的整体文化（自信）之中。日本的国学者排斥儒释文化，认为必须立足于日本的价值之上，才能够认识到中国的“道”误在何处。日本学者对“中国”一词诠释的嬗变，对日本人的自我定位与国际关系，均带来重大影响。     

“台独“分裂势力制造文化认同危机

近几年来,台湾的“台 独”分裂势力制造一 场越演越烈的文化认同危机。它否认台湾同大陆的历史、文化和种族血缘上的联系,声称台湾具有独特的文化,甚至种族(族群)特征的政治实体,极端“台独分子”甚至否认自己是中国人,提出“台湾国”的口号。为什么近年来的台湾会出现文化认同危机呢?     

论中华文化对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意义

正民族凝聚力是使民族及其成员保持在民族群体内的向心力,也称之为民族内聚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所以如此强大,就在于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文化传统和伟大祖国的强烈认同。其中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它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因此,中华文化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发展、增强、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不仅关系到文化命脉的延续,也关系到民族凝聚力如何增强和建构的问题。     

论儒家宪政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困境

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批学者坚持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在现代仍有价值,他们会通中西、融贯古今,创立了新儒家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新儒家内部学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有不同,其中有人形成了将儒学与现代政治制度紧密结合的儒家宪政主义,其理论建基于儒学自身的政治主张、历史地位和思想传统,但想要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实行则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     

企业文化理论内涵的认同

国外学者比较认同的企业文化概念是Edgar·H·Schein在1986年出版的《企业文化与领导》中提出的: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并用来教育新成员的一套价值体系。而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企业文化是由企业领导层提倡、上下共同遵守的文化传统和不断革新的一套行为方式,它体现为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渗透于企业的各个领域和全部时空。     

警惕伪学术的泛滥

汤闯新在1993年4月1日《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在如何研究和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一种一切回到老祖宗的文化中去寻根究源,一切以古为本,一切东西都古已有之的文化研究倾向。有人提倡人权主义,一些“学术家”就说,我们的老祖宗创造的儒家仁学就是人权主义的源头。有些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还说,     

学者身份与客家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之于客籍学者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也是历史和现实赋予的必然要求。从客家研究肇端,学者身份与客家族群认同就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客家族群的建立和认同依赖客籍学者,客家族群认同的书写演绎和领域拓展,巩固和提升了客家学学者的学术地位。客籍身份的功利应该超越地方记忆和族群认同的契约,才能呈现出非契约性的一面。剥除客家村落聚居的村落单位机制和族群认同的学术藩篱,客家研究方能出现崭新的面貌。     

“我在澳洲当警察”之七：夺刀记

自杀的情况在澳洲处理比较慎重,要先由救护人员对试图自杀者或声称要自杀者申请EEO（Emergent Evaluation Order精神状况评估）,警方不能自己作决定。这个评估是强制性的,如果有人对警察声称要自杀,但不想去医院,那么警察就要用合理的武力强制其入院进行这个评估。     

来自文化深层的回响——2008年人文学术热点扫描

2008年人文学术热点伴随着重大历史事件而产生持续、深入的探讨和争鸣.在围绕雪灾、地震、奥运、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上,人文学者的思考显示出来自文化深层的回响.这一年,人文学术热点集中表现在改革开放30年反思、文化认同与普世价值、 "后儒家"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造、金融风暴的人文透析等几个方面,而其背后,来自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博弈与交锋,则构成了其内在逻辑.     

梁漱溟的儒佛文化观之比较

虽然现代新儒家的创始人梁漱溟在行动上有过放弃佛学、由佛转儒的过程，但他声称自己的学术方向依然是为“释迦、孔子发挥”①；他曾宣布自己“归宗儒家”（2），为“往圣继绝学”，但他心灵深处的终极关怀却从未离开过佛教的文化思想。本文拟就梁漱溟儒佛文化观之异同作一粗略的比较。……     

企业文化断想

一什么是企业文化 ?有人对企业文化的定义作过统计 ,共有 180多种 ,许多文化学者和管理学者对企业文化都有自己的定义。综合来看 ,目前学术界关于企业文化的定义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广义的企业文化 ,认为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 ;一类是狭义的企业文化 ,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精神。笔者认为 ,企业文化是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形成的与企业物质系统、行为系统、制度系统密切相关的企业意识形态。企业文化从属性上看属于意识范畴 ;从形式上看与企业物质系统相对应 ;从内容上看反映企业行为 ,是企业现实运行过…     

学术期刊推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传播的价值遵循与实践路径

"学术话语体系是学术研究活动所形成的重要成果,是学术研究质量、风格、实力的具体体现。"[1]学术话语权是指"相应学术主体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学术领域中所具有的主导性、支配性学术影响力。"[2]学术话语体系塑造着学者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新观察和新建设,关乎文化安全与文化自信,同时也是学术话语权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国学能否超出诵经的范围

最近看到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泽厚先生一篇文章，说他从来不用“国学”这个词，这使我感到惊讶。《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国学”即“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意思自近代以来已被几代学者所认可，很多大学都成立了国学院，很多学生都在国学院里学习，但为什么现在有人对“国学”一词仍有意见呢？     

传统文化走向现时代必须突破一元文化认同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古代的文化领域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也形成了传统文化对自身文化地位的认同与现实追求。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文化的一元文化认同与追求已经不适应现时代的文化发展要求，在多元文化认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超越自我，认同现时代的多元文化需求，以体现文化发展的时代性特征，为自己走向现时代创造条件。     

国学中不包含科学技术是一种缺失(上)

正在我能够读到的阐述国学的著作中,还没有见到哪一位学者把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科学与技术列入国学的。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典籍中,天文学、地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数学、水利学、建筑学、航海学等等方面的著述可谓浩如烟海,它们当然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仔细思考一下,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大厦怎么能离开科学与技术的支撑呢?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也说“传统”

近些年,我们报刊上屡见谈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主张大力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重振国学;这主要来自国内。一是热衷探讨所谓“东方儒文化圈”,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传统替代西方文化传统时代,三十年河东、河西论;这主要来自台岛同胞中某些学者和海外侨胞与华人中一些人士,也有极少数是西方汉学家和个别国家深谙东方     

大学管理:制度建设抑或文化营造

一个社会组织的管理离不开制度和文化,制度和文化是组织发展的两个驱动力,根据组织的生产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各组织发展动力的侧重点则因组织而异。大学是一个文化性组织,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学术活动是其基本的生产方式,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者共同体是其历尽沧桑的文化基因,没有学术或学术性就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也不可能有能力为社会提供服务。因此大学的"管理"(极端意义上说,大学的历史与生存肇启都表明大学本应无须"管理",世俗的介入才有了"管理"活动)在制度建设与文化营造方面更应该重视文化营造,制度的制定更应该切合大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