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重要论述探析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当前我们要着重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自然、社会、外部环境等领域重大风险,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科学回答了如何抵御风险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运用,体现了独特的思维方法。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风险理论和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当前我们抵御防范重大风险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     

社会结构视野下的社会风险探析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但来自于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风险是基础性、深层次性的风险。本文以社会结构为视角，阐述了社会结构层面的各类社会风险，剖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所具有的独特性，并指出改善民生是化解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的根本途径。     

后现代社会发展视野下的海岸带管理

海岸带作为人类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在后现代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该文从分析后现代社会的特性入手,探讨后现代社会与海岸带管理的内在联系,进而分析后现代社会中推动海岸带管理的内核,最后着眼于海岸带管理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实践,以期对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中国的海岸带管理有所裨益。     

风险社会语境下党的执政安全问题研究

尽管我国还未生成现代性,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学家所揭示的众多风险,我国也正在经历和承受。特别是在现代化、全球化与社会转型三大背景相重叠的条件下,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所展现的一幅幅风险的图景说明: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已经提前到来。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矛盾及不和谐因素,对党的执政安全带来严峻挑战。规避和化解各种风险,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安全,一是树立科学的风险忧患意识;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三是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切实解决好党所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四是加强社会风险管理和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     

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

在当代社会理论的论域中,社会生活个体化和不确定性增加,是风险社会和晚期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状况不完全是风险社会理论所言的工业化进程的后果,而且还受到本土传统与现实状况的影响,主要包括自我主义观念与行为、市场化改革进程、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等。这些因素模塑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独特形貌。在个体化过程中,制度化对话渠道的欠缺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强化了个体的困境和个体的风险认知,而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往往只能通过家庭主义或关系主义化解。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培育以个体性和公共性相统一的社会团结,是应对个体化挑战的关键,此亦社会学责无旁贷的使命。     

论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

怎样理解社区建设的战略地位?如何认识中国的社区建设?如何理解社区建设中的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是中国社区建设亟需回答的基础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立足中国社区建设的过程、事实、经验,提出社区建设超越了公民社会建设领域、国家政权建设领域,是中国努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国家战略。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是以社区建设为路径,在共产党领导下,以社会责任为基础,重塑政府主体性、市场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共同推进社会建设,实现社会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道路。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尚未成熟,仍处于实践过程之中。政府主体性错位、社会主体性虚弱、市场主体性缺失是中国社区建设需要解决的体制性问题。公民社会理论、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第三领域"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社区建设的过程和事实,需要建构一种以责任为基础的"主体性互构理论"———政府主体性、市场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在社区建设中交互建构。     

“社会-个体互构”的社会整合机制探析——从马克思到吉登斯

"社会-个体互构"是社会整合机制的本真状态与本质要求。它是在吸取了从马克思到吉登斯等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以社会规范性、个体主动性为依托,突出强调社会分化、社会整合,将社会实践、交际理性、规则、主体融合为一体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其意在摈弃社会单构和个体单构的社会整合观,既发挥社会规范性,又弘扬个体主体性;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整合理论的创造性的现时代发挥;既关系到理论问题架构的梳理、重组,也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整体在中国的发展前途,是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整合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只有充分认识好"社会-个体互构"的社会整合机制的本质特征、组织及方式,才能合理、有效运用这种整合机制,对中国社会进行有效整合构建。     

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和前景:从提升生活质量走向增进社会质量

今天的中国社会,主导的理念正由求温饱转向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用社会质量的视角去考察中国社会经济保障、社会信任、社会融合、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状况,会发现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风险的时代;而社会政策则是增进社会质量的有效手段。通过对生活质量理论、人类安全理论、社会质量理论的对比分析可见,由于社会质量理论以追求社会和谐为目标,力主通过社会建设的过程把全体民众包容进去,运用政策的手段来改善民生、增进社会融合,从而化解中国社会不断增大的内在张力,因此这一理论是我们分析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问题不可或缺的理论范式。     

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模式之构建

风险社会是一种常态社会,运用风险社会理论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常用手法。我国正尝试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以《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为契机,全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规制模式。为此,需要确立战略性风险规制理念,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并实现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职能的分离,进而确保风险信息交流的对称与流畅。同时着力发展以行政性规制为主导,以经济性规制为主体,以社会性规制为基础的多元化规制模式,以此实现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的建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概括.它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发展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以不同阶段的发展实践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基本问题,围绕"什么是中国革命道路、怎样走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展开阐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以及具体的指导性和理论的整体性等鲜明特点,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探索与路径选择

所谓社会管理,是指在一定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也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党和国家社会工作的中心,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必经之路。本文以马克思国家和社会管理理论为指导,解析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社会管理的理论内涵,并结合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管理认知的理论进程以及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中国社会管理思维与方式提出几点建议。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转型期社会风险与当代中国社会政策选择

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安全运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严重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对转型期社会风险特征及主要风险因素的分析,探讨当代中国应对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社会政策,对于实践科学发展现、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研究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社会整体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社会风险。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分析了社会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提出了防范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     

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稳定功能论析

社会稳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是当代中国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中国政党制度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征,以合作协商为基本愿则.既体现了民主,又实现了集中,具有强大的社会稳定功能.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稳定功能.     

中国行政管理学领域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

徐晓林教授:"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的互联网虚拟社会风险治理研究"2011年11月26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晓林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的互联网虚拟社会风险治理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武汉举行。当前加强和改善互联网虚拟社会管理是我国执政党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重大挑战,如何识别互联网虚拟社会的潜在风险,对其进行预警防控,是新时期党和政府亟待解决     

试论传媒化解社会风险的过程管理

我国社会转型期孕育着崭新的社会图景,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派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有关传媒化解社会风险的研究逐渐成为探讨现时代传媒功能的重点之一。本文力图跳出众多已有的研究视角,结合过程管理理论,选择以发展阶段为线索来论述传媒在化解社会风险中的过程管理,并建立起一系列相关模型,旨在为传媒在应对社会风险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提供若干有建设性的思路。     

马克思主义之风险社会批判

在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看来,风险概念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风险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批判性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紧密关系是任何传统西方哲学所不能比拟的。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后果,而现代性以资本主义为中心,只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分析。因此,在批判风险社会这个课题上,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仍然是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无法超越的,它更为深刻和科学地回答了如何透视风险社会的本质和解决风险社会的困境这两个重大问题。     

利益—风险:面向风险社会的公共政策分析

在风险社会中,以利益为核心的公共政策分析面临协调性、前瞻性和易变性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无法包容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之间的匹配关系。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有必要强化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平衡思维,在利益分析中引入风险意识的矫正作用,建构促进利益认定与风险识别之间双向反思的双轨式公共政策分析模式。"利益-风险"双轨分析强调政策社群之间围绕利益需求和风险负担的表达、权利主张与风险责任的识别,以协商形成共识性的政策知识,从而促进社会管理中公共责任的落实。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启示——以2013年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为例

尽管H7N9禽流感事件对比十年前的SARS事件,不管是政府、社会、民众的应对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现有的回应性治理大多仍是治标不治本。"双重风险社会"语境下,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与后现代的风险管控同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两步并一步"走的社会现实要求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