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女性的主体性问题——以韦君宜小说《女人》为例

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和后结构主义主体理论出发,以对女作家韦君宜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小说《女人》的细读为例,探讨国家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流性别话语对妇女主体性形成的多种可能性,以此作为对笼统否定中国"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态度的一种回应。本文认为毛泽东时代有关性别平等、社会性别中性和同志关系的社会性别话语参与到了当时女性主体的话语构建过程中,它们承接五四启蒙运动中淡化性别差异的独立人格、两性平等的话语,为一种脱离本质主义的,反对性别二分对立性别主体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为女性摆脱客体化的他者地位,发展自身的能动性提供了可能性。     

女性:男权话语和分析框架中的客体--解读艾华《中国的女性和性别:1949以来的女性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主流话语》

本文在解读艾华(Evans)的《中国的女性和性别:1949以来的女性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主流话语》一书的基础上,描述了自1949年来中国的女性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在中国女性自古以来处于男权官方话语统治下的原因,并对女性平等社会地位的获得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谁之环境? 谁之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的议题与难题

20世纪后期的生态危机、贫困女性化、种族压迫加速是工业资本主义父权制所产生的难以避免的恶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抽象化、普遍化的＂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掩盖了生态运动中主体的多样性,遮蔽了现实生活中差异的利益主体,从而无视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已经参与并为多种形式的环境正义运动和持续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在21世纪,性别平等、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是生态女性主义者亟需关注的新议题与新难题。     

性别多元：社会性别研究的新扩展——“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侧记

社会性别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反思、质疑、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这本身便是对多元的性别气质的包容与支持。但是,仅对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反思仍然不足以实现对性别平等的追求。＂性别多元＂正在成为西方性别研究的新热点,它颠覆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性别划分,致力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追求＂性别平等＂,而不仅是＂男女平等”。     

“剩女”与性别统治

"剩女"是由男性建构的话语,它刻画了一个道德高度污名、物质利益至上、极度自我的大龄未婚女性群落.这种话语建构对未婚女性造成巨大的压力和精神困扰,使她们出现自我认知危机,表现为急嫁和抗拒两种心态."剩女"话语的实质是男性性别统治,是女性在经济、精神、行为方面日益独立和平等,男性感到压力,而有意建构的一种性别不平等.     

平等话语流变考

纵观现代中国百年历程,平等犹如一颗酵母,酝酿了伦理、政治及社会领域的历次观念革命。从晚清平等话语初渐、民初共和平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阶级平等,经主体平等、选择平等、社会平等,平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主流话语,成为衡量政治是否合法、经济是否康健、文化是否进步的正当性基准。“敌我区分”、“左右之争”之下,两类不同性质的平等话语体系造成了一种新的司法认同和政法知识传统。当前,以主体独立人格为起点的三大平等,则主要以法律话语、权利话语及其语言逻辑表达自身,并内在地具有一种重构社会和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技术化的“去政治化”特征。平等话语在社会化、权利化和技术化发展进程中,开始从国家建构领域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细致的社会“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蒙与重塑:女书文化的女性主体性与社会认同

女性主体性是改变女性地位的关键,一直为社会学者所关注。本文以女书之乡—江永县的女性和女书传人作为典型个案,通过分析认为,自然女书传人通过创造和使用女书这一特殊性别文字来反叛男权、否定男性,女书传人对母亲身份和女性身份的认同是女性主体性的启蒙。但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女性话语,在国家和女性自身话语的双重建构下,女书传人仅作为一种表象的在场者,其主体性仍然缺席。后现代女书传人借助政府主流话语女性利益代言人力量,通过女性自身的主体活动来寻求和建构女性的自我认同,形成健全的女性主体性,继而寻求并赢得社会认同。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重塑

在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视角下,本文分析了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这一角色,揭示了作为社会＂客体＂的萨拉对自我＂主体＂的追求,以及萨拉为自我重塑做出的奋斗及结果,对推进我国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与建设两性平等和谐话语,有着积极意义。     

现代性话语中的保姆故事——小说《芝麻》分析

当代女作家张抗抗的中篇小说《芝麻》书写女主人公芝麻进城打工并追寻城市现代性的个体经历.小说揭示了农村打工女性遭受的阶级和社会性别的歧视和不平等,但是并没有彻底地揭示和拷问城乡社会中深层的制度化和结构化的阶级、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层叠交织的权力关系.文本对城乡等级化差异的质疑最终让位于认可和强化了这种差异的“人口控制”和“素质论”的社会话语；作者所声称的“女性意识”和性别视角被更深层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话语和相应的文本策略深深地遮蔽了.文本最终被证明不是质疑而是强化了后毛泽东时代以城市化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性话语.     

大众媒介中的性别话语解读

大众媒介是建构性别话语的重要场域,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性别话语逐渐成为显性话语,在市场参与建构的性别话语之中,女性主义是否能够争取到发展空间?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火爆表明,女性的歧视以及男女不平等的机制并无改善,只是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呈现,某些相亲类节目实际上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     

从"铁姑娘"到"新典范"——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变迁

从"五四"新女性到"妇女干部",从"铁姑娘"到当代"新典范",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经历了历史变迁.官方意识形态和个人话语,社会主义伦理和传统的正统观念,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各种矛盾相互冲突和交织,共同构建当代中国女性的社会生活,共同界定其社会角色.而中国当代女性试图寻找各种途径来表达自身的性别意识,以此对抗意识形态话语对个性和性别差异的束缚.其中一种做法是以4类新模范女性取代过去的原型化革命榜样,其中包括来自外国文化传统的新榜样.     

我国女性身体审美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我国女性身体审美经历了原始社会＂生殖崇拜＂审美文化、封建社会病态审美文化变迁,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身体审美文化仍表现有传统＂男尊女卑＂的文化残留,忽视身体健康的审美内涵。女性树立正确的身体审美取向、改变传统审美意识对于重塑现代女性社会形象、发挥女性自身潜能、实现身体审美的性别平等是必要的。     

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现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公正性是其本质要求,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应以"实质的平等"为追求目标,注重对弱者的保护。社会性别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或方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对于改善女性地位、调整原有的性别利益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DC乡的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发现存在着决策层中女性的势单言轻、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以及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却忽略了两性的公正,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追求。而要推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进程,需要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     

晚清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性别话语及其社会文化意蕴

本文主要从性别分析视角,通过梳理晚清至五四运动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揭示女性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探讨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如何被不断建构,从而展现性别化了的历史图景.文章认为性别的变化并不只是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是作为一种文化符码被纳入到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性别表述的主旨,同时,女性形象的变化也与精英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紧密相关,性别变化背后有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     

论公民社会中的性别平等

公民社会的构成要素是公民社会里的公民都享有政治国家无权侵犯和剥夺的基本人权。培育公民社会意味着社会运行中的双性参与，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性别平等的正义理想不主张让女性生活在男人的世界里，简单地追求男性的理想。应以公民资格为基石建构一种性别平等的理想状态。     

华裔女作家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特质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是一个重要的海外华人群体,对祖先文化一方面表现出深深的眷恋,想通过创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但另一方面,为了融入主流话语,建构自己的身份,又不免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疏离。在她们的作品中,中国文化/母亲被视为＂他者＂,而被扭曲。本文试图探索华裔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如何挣扎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维环境之间的女性形象,揭示华裔女性在两种文化中成长的困惑和艰辛。同时,还探讨了在＂男尊女卑＂的华人社会和白人主流社会双重边缘化的美国华裔女性,在经历了性别和种族歧视后超越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成功地建构了独特的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     

比例制:当代中国性别平等参政的效力抉择

今天,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认同,两性参政的平等程度是衡量一国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指标。虽然自建国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极力倡扬男女平等,并在正式制度中对女性参政采取保护性的政策,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排斥女性参政的惯性作用力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牵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因此,以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保证女性一定的参政比例,虽然由此引起褒贬不一的争论,但仍不失为实现性别平等参政的一种效力抉择。     

就业性别歧视的文化机制分析

本文尝试着用性别分析的工具,从文化的视角把身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巨大变迁中的弱势群体—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就业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状况,揭露了性别不平等背后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分析了社会制度和结构中造成和影响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机制,认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文化的堕距是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的根源,提出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对解决性别歧视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男性家庭角色的改变——欧洲就业性别平等政策的新路径及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对儿童照顾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干预路径:一种是发展公共照顾服务,帮助就业父母协调工作和家庭责任;另一种是挑战和改变照顾责任的传统性别安排,促进父亲承担家庭照顾工作,从而提高男女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文章考察了欧洲国家"为何"和"如何"运用社会政策来改变男性的行为,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既定目标以及面临的困局,并探讨了对中国推进就业性别平等的启示。     

社会性别反应预算:功能价值、实施困境、推广策略

社会性别反应预算通过对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及时作出回应,使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效满足男性和女性、男童和女童的不同需求,实现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合理配置,有助于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由形式平等落实为实质平等,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程度提高.认知程度低、现行预算制度的性别中立倾向、政治权力系统中的中心一边缘结构、成熟的实施工具和配套保障制度欠缺是该制度在中国普遍推广的主要障碍因素.不同国家实施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动因和所选择路径不同,中国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推广策略需在总结张家口、焦作和温岭三地试点经验基础上有所突破,实现其作为政策工具与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工具的契合,促进两性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