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华国魂——邓小平对当代民族精神之陶铸

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经历了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动荡的现代、崛起的当代,历万世而不衰,为举世所瞩目。邓小平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铸造了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之魂、国家之魂。他将富有时代特征的新因素注入民族精神,形成当代以爱国情感为根基的民族精神,“走自己的路”为主轴的民族精神,整合中外文明、蕴含现代理性的民族精神。陶铸这种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永恒主题,是国民道德建设的根本。     

论大众传媒培养国民精神的作用

科学理性的国民精神和健康的国民心态是和谐社会的精神道德基础。大众传媒在宣传主体精神道德、培养国民精神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及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在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传媒肩负着传播科学知识和重塑国民精神的任务,这是它光荣的时代使命。     

清末志士仁人道德批判思想再审视

清末志士仁人道德批判所涉内容甚多,其中最要者有三:一是理论清算封建道德的负面价值,如揭露三纲等旧道德有悖近代人权,抨击纲常名教等伪道德培育奴性人格,剖析了纲常名教假道德严重危害社会等;二是无情痛斥现实民众的畸形道德,如屈从王权愚昧至极,自私自利推诿依赖,道德虚伪唯利是图,奴性十足为虎作伥等;三是批判新派人士道德堕落,如误读输入的新名词导致民德堕落,新党人士假名道德奊诟无耻,部分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道德沦丧等。道德批判思想成为志士仁人理论诠释新道德和自觉践行革命的精神源泉。     

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乡村国民意识的形成

明治维新促成近代日本国民国家的形成,国民意识作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一环,对稳定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创造有益于推行改革的社会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江户末期到明治中前期的改革与维新中,在义务教育、征兵制、地税改革等国家权力自上而下渗透的政策中,国民意识被强制灌输给乡村民众,取代原有的乡土认同,国家认同得以强化;其引发的不适作为社会问题浮现出来,又自下而上地反作用于改革,带来国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国民意识中的国民主体性得以彰显,丰富了国民意识的内涵。在二者的磨合与互动中,到1889年明治维新结束时,国民意识在近代日本乡村初成。     

严复国民话语述析

严复把塑造国民作为拯救民族危机的根本出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率先建构了近代国民的三重素质结构,赋予国民以自由、平等、独立等近代权利。化臣民为近代国民,以人的现代化引领中国的民族复兴构成了严复思想的鲜明特点。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途径

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国家人力资本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人才培养与国家创新的大任。习近平总书记重提"德、智、体、美、劳"五育教育,劳动教育再次被重视,这对于促进国民优秀素质养成,激发国民创新精神,培育时代新人,打造坚实的社会根基等具有重要意义。     

未竟的工程——国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使命

国民与国家相互依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现代国家建构必须以国民建设作为根本。这一点为清季知识分子和西方思想巨擘所认同和践行。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人开启的国民建设工程在近代历史上曾产生积极的影响,但随着阶级、集体等政治观念的传入,国民建设成为一项未竟的工程。时下,国民建设依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速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等原因,国民建设的条件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淬沥历史文化之精华,采补西方国民建设之经验,继续推进国民建设。     

清末民初道德救世思潮的历史考察

清末民初的道德救世思潮并非某个阶级、阶层的思想意识,而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它大致经历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国初期三个时期。此一思潮以人为主体,主要围绕道德思维、道德理想、道德精神、道德责任、道德判断、道德选择、道德实践等方面展开。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近代志士仁人献身经邦济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精神武器。     

论黑格尔的伦理观及对当代道德虚无主义问题的启示

黑格尔的伦理观是对古希腊伦理思想与近代伦理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他将古希腊伦理思想中的实体思想与近代的主体精神相结合,使伦理理念的发展呈现为一个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过程.黑格尔伦理思想有突出的三个特点:一是其伦理思想是奠基于自由意志之上的,是关于自由意志发展的理论.二是黑格尔对伦理与道德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伦理是客观的抽象法与主观的道德的统一,伦理区别于道德,并高于道德.其三,其伦理观有着明显的目的论特征.伦理理念的发展包含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环节,其中作为伦理理念的目的,国家是伦理理念的实现.作为近代伦理思想的重大发展,黑格尔的伦理观对于当下我们国家克服道德虚无主义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用良知的尖刀剔骨重生

欲借用良知来剖人,需要追寻良知的起源、训练与培养,这种基础工作要在家庭、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得以落地,要真正地培育国民的精神,确立国家的价值导向。今天的愤怒与反思,正是良知勃发的开始。看似偶然的一起交通事件,在十月刺穿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两岁女童小悦悦被车碾轧事件因为18名路人的漠视,导致举国哗然。此前一系列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案例也被重新翻了出来,由此引发了关于当下社会道德水平的争议。     

走上国民国家道路的中国

“救亡与民主”这一政治主题贯穿着整个中国的近代社会,由此形成起来的“中华民族主义(即救亡救国)不断地为中国人追求政治主权的运动提供力量。追求“救亡与民主”的道路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在近代“国民国家”这一国际秩序中寻找自身地位,并进而塑造中国的“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道路。“国民国家”指的是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它的核心包括主权、领土、国民三个内容。其表现形式也具有三个要素;(一)对内有效的政治统治;(二)可以确定的与邻邦的边界;(三)同其他“国民国家”保持着持续的交流关系。人们通常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从事的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也是千百年来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推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锲而不舍的重要历史使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弘扬与培育。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分析和探讨了它同弘扬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进程紧密、有机地结合。     

儒家道德精神的坚守——读梁启超《德育鉴》

<正>作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在上个世纪之交提出对全体国民的精神世界进行变革的要求,通过公民层面的道德教育塑造出“新民”。1905年,在以反思对“新民”进行“公德”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回到儒学的本真要义——内圣之学、为己之学,并将对该问题的系统研究集结成册,以《德育鉴》为题发表。该书从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及应用六个方面汇集了儒家经典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梁启超的德育观。一、作为德育之核心的儒家道德精神在探索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之际,梁启超发现西方所谓“先进”的国家观并没有形成公民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因而他返回“私德”领域,重新审视传统儒家的道德精神、个人修养,致力于对儒家文化精神内核进行重新诠释。     

浅谈国民幸福感与国民心态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而"幸福感"是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国民心态对国民幸福感必将产生很直接的影响。通过重点分析国民心态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低级、庸俗的感性文化倾向,普遍焦虑的心态等,得知人们精神生活的错乱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幸福感,为此,最后一部分具体阐述了如何构建"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以提升国民的幸福感。     

低碳生活的伦理困境与出路

作为低碳生活伦理基础的节俭与责任在公民的道德生活中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挑战与困境。节俭伦理遭遇消费主义文化的挑战与冲击,责任伦理困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主义盛行。我们认为,要使低碳生活成为人们现实的选择和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除了坚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需要重建消费伦理规范、引领大众审美情感,发挥官员道德示范、培育国民公共精神,创设责任实践机制、完善责任实现条件等方面进行努力,通过伦理和社会力量的引导,鼓励更多的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文化生活。     

伟大的精神丰碑——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为国家为民族不懈艰苦奋斗、建立丰功伟绩的90年,也是不断培育伟大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的90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培育形成了许多彰显政党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这些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理想信念、优秀政治品格、高尚道德追求、优良工作作风、积极精神风貌的结晶,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浅谈国民幸福感与国民心态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而＂幸福感＂是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国民心态对国民幸福感必将产生很直接的影响。通过重点分析国民心态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低级、庸俗的感性文化倾向,普遍焦虑的心态等,得知人们精神生活的错乱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幸福感,为此,最后一部分具体阐述了如何构建＂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以提升国民的幸福感。     

新加坡文化特质的生成机制及其启示

新加坡在建国后能够在全民中形成价值共识，实现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原因就在于其确立了以国家精神、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国家文化特质，文化特质的形成模式具有鲜明的国家特点。作为地域互为近邻、文化一脉相承的邻国，新加坡依靠理念指引、官员带动、制度保障、社会合作的文化发展模式值得中国借鉴，尤以培育国民精神为灵魂、以政德官德建设为指引、以法律法规为依归，以开放合作为动力的文化建设经验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修身是个技术活

正一个国家的国民具有什么样的德行,具备什么样的品性,都应是文化教化的结果。因此,一个国家的国民之德行品性,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成果。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古语云:"明道德以固本,重修养以强魂,知廉耻以净心,祛食欲以守节。"明道德。首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不可缺少一个明确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古往今来,"德"是一个永恒的品质,任何时代,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正确、高尚的道德观、价值观对于人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是战胜一切困难羁绊     

伦理信任解构的伦理方式

社会健康发展,需要良序。社会良序敞开的基本方式,是国民人人为道德和行美德;支撑社会良序的动力机制是伦理精神,维护社会良序的结构力量是以伦理精神为导向的制度机制。伦理信任遭遇解构的现象方式是伦理行为放纵,本体方式是破坏维护社会良序的制度机制进而消解支撑其制度机制的伦理精神。当前,从老人摔倒"无人扶"到社会公信力下降,从"对人的不信任"到"对群体不信任"再到"对组织"甚至"中国制造"的不信任,是伦理信任遭遇伦理行为和伦理精神双重解构的体现。重建伦理信任的根本努力,不仅要加强道德和美德建设,更为根本的方策,却是培育人人为道德和行美德的文化土壤,重建护卫道德作为和美德追求的制度机制和支撑其制度机制健康运行的社会伦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