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毒品代购行为的法理思考

毒品买卖不仅具有私密性,而且涉及多方主体、多个环节,毒品代购就是其中一种方式。我国《刑法》关于毒品类犯罪主要规定在分则第七章第八节,但对毒品代购这一行为方式未进行特殊规定,现有法律依据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会议纪要中有相关规定,以"牟利"、"运输"等关键词作为认定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的关键。一方面,会议纪要本身性质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另一方面,其内容上的规定也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为呼应我国禁毒以及世界禁毒政策,有必要对这一行为进行分类,将其规范化,以便与现有刑法体系协调。     

互易毒品行为的性质及犯罪数额认定

互易毒品行为是指行为人双方使用不同类别、质量以及纯度的毒品进行相互交换的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有偿转让毒品的行为,同普通贩卖毒品行为在犯罪构成特征和社会危害性方面具有一致性,因此,互易毒品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贩卖毒品行为,包含于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贩卖"中,应当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在对其犯罪数额进行认定时,互易行为人各自对自己持有用于交易的毒品数额承担刑事责任。     

新形势下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向全国各级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及首次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加大对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的惩处力度。该会议纪要对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未予规定的情形及审判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解答,针对"以贩养吸"的问题提出"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在此新形势下,对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量刑研究应引起理论界、实务界的重视。考察司法裁判,各地方对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存在差别,不同法官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进行研究。     

“以贩养吸”型毒品犯罪的性质与数量的认定

"以贩养吸"是指吸毒者通过贩卖少量毒品获得利润作为其吸毒经济来源的毒品犯罪类型。贩卖毒品的核心是出卖。"以贩养吸"人员运输毒品的,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但可能成立运输毒品罪或者非法持有毒品罪。从"以贩养吸"人员的住所、车辆等查获毒品,数量较大的,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原则上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从"以贩养吸"人员身边或者其住处查获的毒品与贩卖的毒品数量之和明显少于其购买的毒品数量的,对去向不明的毒品,应当坚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但可以就其被查获的毒品成立非法持有毒品罪。即便认同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所采取的事实推定方法,也应当严格限制适用范围,以免轻罪重判。     

非法持有毒品罪相关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析

非法持有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的界限在于持有毒品是动态还是静态这一客观行为表现作为标准,动态持有毒品的行为原则上应认定为运输毒品罪;与窝藏毒品罪的区分标准在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在能证实行为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帮助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藏匿毒品时,应认定其为窝藏毒品罪;与贩卖毒品罪的界限在于代购毒品行为是否具有牟利目的,只要证实代购毒品者具有牟利目的,对其行为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     

贩卖毒品案件言词证据问题探讨

毒品的贩卖是毒品从制造到消费过程的主渠道和中心环节，故贩卖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犯罪。证据是案件的生命和灵魂，实践中如何针对贩卖毒品案件言词证据的特点，正确充分地收集、审查、判断贩卖毒品案的言词证据，并依据言词证据定案，成为公诉工作中值得探讨的课题。     

如何区分运输毒品罪

运输毒品罪是指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或出于其他原因 ,明知是毒品而采取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的方式 ,为他人运送毒品的非法行为。要划清运输毒品罪与非罪的界限 ,应从分析情节入手。运输毒品罪与走私毒品罪的表现行为不同 ,侵犯的客体不同。运输毒品罪与贩卖毒品罪的界限主要在行为、所有权、获取非法利益的途径三方面。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界限主要是犯罪的目的不同     

事实推定在毒品犯罪中的应用

运用间接证据组成证据链,适用"经验法则"来进行推定,在毒品案件的侦办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认定和持有与贩卖毒品的区分这两类常见问题,如何适用事实推定进行探讨。     

对侦破贩毒预谋案件若干问题的探讨

在贩毒案件侦察中,公安机关经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贩卖毒品;二是行为人准备用现金购买毒品,即所谓“为卖而买”。对于前者,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行为人的行为具备贩卖毒品罪的主客观要件,犯罪已属既遂,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严厉打击。然而,对于后者,情况则比较复杂,处理起来十分棘手。在缉毒实践中,公安机关经常得到可疑人员携带巨额现金四处活动、意欲购买毒品的情     

贩卖、运输毒品罪的罪名、罪数及既未遂形态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贩卖、运输毒品罪可以浓缩为贩运毒品罪 ,对进出国境的贩运行为以走私毒品罪论处 ;对在一定期间内贩运不同宗毒品的 ,如果存在连续关系 ,以一罪论 ;如果不存在连续关系 ,应认定为数罪而并罚 ;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可确定为“成交”     

论"揭发"他人犯罪

揭发他人犯罪立功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准确界定对公正处理犯罪分子、分化瓦解犯罪具有重要意义。在深入考察揭发立功的刑事政策价值基础上,根据刑法目的论的解释方法对揭发行为的构成特征科学地界定。揭发立功的本质是国家与犯罪分子之间就犯罪信息上的合作关系,揭发主体范围是全部犯罪分子,揭发行为不是履行法定强制义务,揭发的应当是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他人犯罪事实。     

司法反应:毒品犯罪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公安机关执法切入

公安执法的方式、途径、态度对毒品犯罪的生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公安禁毒工作考核项目的设定或有违基本的经济规律或自相矛盾,运动式禁毒行动存在着人为增多毒品犯罪的风险。毒品案件侦查"经营"的迷局和秘密侦查手段的运用难免会泛化毒品犯罪的产生概率;而强制性的隔离并没有让吸毒人员远离毒品圈子,某种程度上还会助推他们从违法者转向犯罪者。面对持续恶化的毒情,定政府"本职"、还公安"本位",规范公安执法或能控制毒品犯罪的生成规模、类型及刑罚。     

“协助抓捕型”立功的司法认定——以接电话“稳住”同案犯行为为例

"协助抓捕型"立功是我国立功制度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构成立功不需要对行为人进行主观方面的认定。对于"协助抓捕型"立功中的其他协助抓捕行为,需要遵照体系解释的原则,将其他协助抓捕行为与法律明文规定的协助方式进行同类解释。抓捕的结果需要与行为人的协助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接电话"稳住"同案犯的行为并未达到"协助抓捕型"立功所要求达到的程度与确定性,与抓捕的结果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协助抓捕型"立功。     

略论治安案件查处中的人权保护

公安民警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其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个人合法财产，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人作斗争，教育和改造大多数，惩罚少数。在执法过程中公安民警必须遵守尊重保障人权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少数基层民警仍然存在一些有损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因此，探讨治安案件查处过程中如何避免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确保公安民警办案公正合法．对于基层公安机关文明执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应然与实然的统一——认定重大立功的刑罚标准的合理性及其适用

认定重大立功的刑罚标准应当具有确定性，必须是法定刑，只能被划在无期徒刑这一刑格上。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罚标准完全符合这三项指标，应当在实践中得到坚持和运用。理解“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时，应注意“刑罚”通常是法定刑，当被检举人案件较检举人案件先行判决时，此处的刑罚是宣告刑。认定重大立功的刑罚标准时无需同时考虑量刑情节。     

从立功的本质看帮助犯罪分子立功的认定

立功是有用性和功利性的结合，认定立功应从立功的本质上来把握。从立功信息来源于同监犯罪人、立功信患来源于其辩护律师、立功信息来源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或其他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立功信患来源于犯罪人亲友、立功信息来源于买来这5种情形来看，其基本符合立功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为立功。     

关于立功种类划分问题的探讨

立功种类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做出不同的分类，探讨刑罚裁量中的立功与刑罚执行中的立功划分问题、自首犯的立功与非自首犯的立功划分问题、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划分问题以及立功的其它分类形式。认为刑罚裁量中与刑罚执行中的立功划分等种类具有可采纳性，而检举揭发立功、提供重要线索立功等分类则欠缺科学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期间警察调查访问策略研究

公安机关作为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应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期间全力与犯罪分子作斗争。调查访问作为案件侦查的第一步,在这种环境下应该从准备、实施、方法、原则上进行一定改进,制定细致的出警计划表、基本信息统计表以及问题提问细则表,从安全防护和心理学方面改变传统调查访问思想。     

艾滋病、小偷与立法

“艾滋小偷”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小偷”对他人的种种不法伤害,是 现阶段一种新的违法行为,造成实际传染后果的应当构成犯罪。“艾滋小偷”不仅犯有盗窃罪,同 时又伴有吸毒、贩毒、嫖娼、敲诈、抢劫等多种犯罪。我国应尽快修改和完善《刑法》、《看守所条 例》、《强制戒毒法》、《传染病防治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早日出台《艾滋病防治条例》,以便统 一监管和及时惩治各类艾滋病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