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情报与诉讼证据的嬗变与演进

刑事情报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中,尤其在侦查一些特殊的犯罪案件中尤为重要。但是并非所有的情报均能成功地转化并应用于刑事诉讼中去,如何合理、充分运用刑事情报,使其成功地转化为刑事诉讼活动中可资利用的有效证据,公安司法机关要从证据法学角度出发,辨析刑事情报与诉讼证据之间的异同,从而找出刑事情报向诉讼证据转化的最佳捷径,并对刑事情报的诉讼价值实现进行深入地证据法学分析,为今后构建我国刑事情报证据法律制度提供深刻的理论基础。     

司法实践的新观念——纪检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

纪检监察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面对的问题,这种转化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研究证据的转化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纪检监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保护个人权利和实现刑法目的的关系。在实践中,对实物证据和亲笔陈述的言词证据的转化只须进行程序性审查;谈话笔录的言词证据的转化要进行实体性和程序性的双重审查方法;纪检监察机关超越权限收集的证据不影响证据的效力,可以转化为刑事证据。纪检监察违法收集的证据一般不能进行转化。     

刑事证据的收集与认定

为了完善刑事证据收集与认定的相关理论并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文章针对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存在的取证不全、单独讯问、程序不严格等问题,提出在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应当遵循全面取证、合法取证、及时取证、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规则。在此基础上,针对收集的各种证据,笔者从孤证不能定罪、验证关系需细节化和坚持排斥性原则等方面探讨了刑事诉讼证据的认定方法,以期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刑事案例分析法在教学中的误读

刑事案例的分析在法学教育尤其是刑事法学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以普遍缺乏司法实践经验的法学本科生乃至研究生为对象的刑事法学教育中,科学的刑事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将理论和实践有效衔接,弥补司法实践经验匮乏带来的理论学习障碍。     

我国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规则之探索

近年来,我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开展一系列制度性改革,其中"和谐司法"、"认罪认罚从宽"、"恢复性司法"等缓和性司法理念与制度正在全面铺开。某些缓和性刑事政策需要被追诉方的品格加以佐证支撑,以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度量。因此了解和审查被追诉方品格因素就显得很关键。品格证据可以对被告人刑事责任承担产生较大影响。故研究品格证据,可在理论上界定品格证据含义特征,探究域外规则发展路径,归纳我国建立该规则的可行建议,完善我国证据规则体系。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基本思路

通过认知心理学基本原理,构建言词证据形成过程的心理学模型,揭示在这一复杂的认知过程中,言词证据的客观性极易受到诸多不自觉心理现象的影响。通过对西方证据规则的分析,得出西方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言词证据设计的结论,这一特质正是源于立法者对言词证据客观性的极度不信任。基于上述分析,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以言词证据的规制为重心。     

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之我见

刑事政策学应从刑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科研究理论出发,准确把握政策的涵义与特点,为国家提供适合国情、体现时代精神的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传统的刑事政策因受其所处历史背景的局限,在研究视野和结构体系上存在不少的缺陷,应借鉴古今中外的刑事司法经验,建立以"德主刑辅、打防并举、轻轻重重、宽严相济"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刑事政策体系,这对服从服务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被告人供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转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特有的诉讼制度,它横跨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个阶段,力求在一次庭审中解决相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问题,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诉难以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案结事了,在审判程序中处境尴尬,并未实现程序设计者的初衷。在当前我国两大诉讼法进行大修的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何发展完善,应当受到重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中,刑事证据向民事证据的转化,尤其是作为最重要言词证据的被告人供述的转化,是重中之重。实现程序化的证据转换,以体现程序的秩序价值,衡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人身危险性与传统刑事司法的理论契合

人身危险性作为行为人的内在构成要素,契合了刑罚目的的理论预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内涵息息相关,与当代民权主义的刑法观相一致,在实践操作中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司法认同。人身危险性具有多元价值的客观事实决定了刑事司法不能受缚于传统"行为刑法"的既有理念,植入人身危险性的合理内涵必将引导当前刑法理论与实践运用的重大转向。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也论人格刑法——兼述“人身危险性”与“危险人格”之区别

人格刑法学将心理学、社会学中的人格概念引入法学领域,是在古典刑法学派和近代新兴刑法学派的争鸣中产生的折中学派。将人格概念引入刑法的主要依据是刑法理论中的人身危险性理论和犯罪学中的危险人格研究。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笔者倾向我国刑法做出以危险人格为基础的立法和司法选择,并指导其他相关刑事政策。     

公安机关收集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浪潮正推动着公安刑事执法水平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淡薄,取证能力不强等问题不容乐观,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公安刑事执法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重主观证据轻客观证据;重内容轻形式;重事后轻现场;忽视外围证据的收集.其根源在于司法理念落后,证据意识坚持"主观证据"和"客观证据"并重,迅速扭转目前的现场勘查观.     

试析刑事证据的法律性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尤其是当前刑事证据立法呼之欲出的形势下，进一步明确刑事证据的法律性问题，不仅对深化刑事诉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指导刑事证据立法，在司法实践中强化办案人员的证据意识、增强严格依法收集、审查、适用证据的观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监察言词证据的规范性思考

监察机关所收集的言词证据在查明职务犯罪案件中起着重要作用。言词证据之取、审、排是监察机关利用其在刑事诉讼适用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方面。监察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出现一定空白,主要因《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定上存在不同。监察言词证据的规范化路径应满足言词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既真实又合法的标准;移送审查起诉阶段要将所有与职务犯罪相关的言词证据移交检察机关进行严格审查;最后则需经过审判机关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与排除,其过程也必须符合严格的程序要求以及对人权的保障。     

初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图像证据

在日常生活和刑事侦查、刑事审判中,电子形式的图像证据已经成为主流.在刑事诉讼中,应对这种与传统图像证据截然不同的证据形态,需要从证据规则、证明过程等角度进行新的探索.电子图像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认定,具有鲜明的技术特征,为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明的理论提供了新鲜的内容.     

论对刑事证据的收集

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疑罪从无原则,实质就在于收集、固定和使用的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存疑不诉和无罪判决案件的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刑事案件中收集、固定证据等相关环节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对定案造成困难。文章结合司法实践,在对刑事证据收集的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收集刑事证据的原则,同时指出我国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期对指导刑事证据收集活动,揭露犯罪、打击犯罪有所裨益。     

对公安法学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从公安法学教育应该具有公安院校自己的特色的角度出发 ,给“公安法学”定位为“以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为基础 ,以公安刑事司法和公安行政执法领域涉及的法律规范及其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部门法学体系” ,并以此为基础 ,对公安法学教育的教育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刑事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基于马鞍山市两级法院的调研

继"两个证据规定"之后,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制度的规范再上新台阶。新的证据定义、新的证据种类,以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细化和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无不令人振奋。但新法的实践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制度规范的瑕疵令司法工作者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困难重重。唯有不断加强证据制度建设,方能走出困境。     

赵永琛教授国际刑法学术思想述评

赵永琛教授是我国较早从事国际刑事法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密切关注国际刑事法学研究,开拓进取,在国际刑事法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国际刑事法学术研究领域广泛,科研成果丰硕,涉及国际刑法的基本理论、国际犯罪、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国际警务合作、区域刑法、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国际刑事诉讼法及侦查学、犯罪学、反恐学等诸多领域。他勇于开拓创新,研究自成体系,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学术洞察力强,崇尚思想宽容。     

对刑事证据立法的相关思考

证据制度历来被比作刑事诉讼的脊梁,是诉讼活动的基础、是全部司法活动的核心和灵魂。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了我国在司法实践中证据制度缺乏可操作性。证据法学不仅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学科,而且对保障人权也至关重要。因此,对我国证据制度改革问题进行认真探索研究,对完善证据立法和指导司法实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文章从介绍证据立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入手,对完善证据立法的意义、构建模式、现行立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在参考借鉴国外相关成熟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