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视野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研究

认罪认罚中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不仅是出于程序公正、权力制约的考虑,同时也是实现权利保障、和谐司法的需要。被害人在侦查阶段主要是证据的重要来源,其诉讼权利主要集中在参与权与救济权方面。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中被害人虽然有发表意见权,但没有程序选择权,知情权、获得法律帮助权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中,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同,在程序简化的同时,也剪裁掉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因此,有必要在认罪认罚中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同时还应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及有限上诉权。     

行政执法裁量权之人本精神略论

行政执法裁量权的人本精神在于尊重与保障人权。行政相对人权利是行政执法裁量权保障人权的具体维度，它展示为参与权、受平等对待权以及受益权等权利。民主与法治乃行政执法裁量权实现人权保障的两大法宝。民主之下的行政执法裁量权要求行政执法裁量权的获取应基于人民的同意或授予、行政执法裁量权的运行应兼顾民众参与和民众监督；法治之下的行政执法裁量权必须遵循有人本法可依、有人本法必依以及违人本法必究。     

论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取向

行政程序法是确认公民行政程序权利的法,它通过对行政活动的步骤、顺序、方式及时限的规定来保障行政活动的民主、公正、效率,确保公民行政权益的最大实现。行政程序法与公民的行政实体权利、行政程序权利以及行政权益都有直接联系。首先,公民的行政实体权利需要行政程序法的保障,如行政参与权、平等权、行政救济权等,离开了行政程序法,这些主体权利就难以     

论行政相对人公共服务请求权——兼议公民教育请求权之实现

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管理发展的明确目标。行政相对人公共服务请求权的实现情况,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反映了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否落到法治的实处,是我国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制度突破口。但该权利的实现,从理论、制度到实践都存在着诸多问题。为此,理论上需要通过逐步厘定行政相对人公共服务请求权标准及范畴;制度上需要依据法理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实践中需要采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设电子政务平台等措施。突破以往请求权传统思维的局限,可以带来我国公共服务体制的重大转型,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在制度上获得明确的保障。     

论党员的执政参与权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细化和拓展了党员的参与权,将其从党内建设领域延伸到党的执政领域,形成了党员执政参与权这一新的权利内涵。作为构成执政党基本元素的全体党员,参与执政应当是其应然权利。执政参与权包括对党执政决策和决定的参与资格权、意见建议权、参与实施权、异议表达权以及成效反馈权。赋予和保障广大党员的执政参与权,对于党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有效实现为民执政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全体党员应当增强执政参与意识,强化维护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投身党的事业的使命感,积极、有序地行使这项权利。     

犯罪被害人财产性权利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犯罪被害人财产性权利保护最常见模式。但具体司法实践中,这一模式常受到保护范围和诉讼程序方面因素的制约,表现为精神损害和间接损害赔偿不充分及犯罪被害人知情权、庭审质证和辩论权、最后陈述权、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等难有保障。     

论平等参与权及其行政法制保障

在行政法上确立行政相对人的平等参与权,是近现代宪法和宪政所确立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原则和理念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有助于促进行政民主,推进依法行政,增强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相对人参与涉及到行政权运行的全过程,从行政立法到行政决策、再到具体的行政执法行为,相对人都有权参与。要建立健全行政公开制度、行政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行政责任与救济制度等,保障相对人平等参与权的实现。     

犯罪被害人地位的变迁及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犯罪被害人曾是惩罚的执行者,但后被逐渐遗忘。随着刑事司法政策的新变化,被害人的权利又重新受到重视。被害人虽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之一,但在其权利实现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尤其是被害人的赔偿权、补偿权和执行参与权更需要制度方面的完善与保障。     

我国城市房屋征收决定中公众参与权的理论解析

对于城市房屋征收制度的问题，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征收决定及补偿方面，对于征收决定过程的公众参与权主体范围、权利基本内容等问题关注甚少。城市房屋征收决定中公众参与权是指公众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参与房屋征收决定程序并表达意见和请求的权利。主要包括信息知悉权、申请参与权、陈述权、质询权、提出意见权。通过公民行使参与权不仅可以反映公众的利益需求和社会现实状况，提供客观的信息，也可以使行政机关在对现实状况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做出更科学、民主的决策。但也要注意把握公众行使参与权的合理定位，避免过度参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论我国专利行政执法权的边界

专利行政执法权的边界是专利行政保护制度的基础理论命题,也是引发专利行政执法一系列纷争的症结所在。按照行政权所牵涉的不同利益主体,从专利行政执法权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与司法权以及与其他相关行政执法权三个维度,尝试性地构建专利行政执法权的边界体系。研究表明,专利行政执法权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存在争议;行政执法权的效力受到司法权的制约也对其产生影响;通过行政协助、联合执法、综合执法以及跨部门协作可以有效地消减行政执法权限冲突。     

加快立法,保护自愿者权利

在我国志愿者行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志愿者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也时有发生,因此,通过立法维护志愿者的权利至关重要。志愿者权利的主要有：参与权、信息权、物质和安全保障权、培训发展权、豁免权、褒奖权、名誉权,这些都需要在立法中予以保护。     

论自动化行政中的权利减损及其救济

自动化行政是人工智能技术嵌入行政领域后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方式,它极大地提高了行政管理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权力与权利格局失衡的风险,实质性地损害了相对人的诸多权利,如隐私权、知情权、陈述申辩以及选择权和拒绝权。剖析权利减损的背后成因可发现,自动化行政的特性在不同程度上交叉式地造成了实质法治的背离、权利保障的遮蔽、正当程序的架空和行政责任的逃逸。有鉴于此,亟须通过坚持数字正义明晰系统理性、实现有意义的技术信息公开与解释、回归正当性原则、细化裁量与充分履行调查义务、事后寻求行政复议与诉讼并确认责任主体等途径和方式,以补强相对人被减损的合法权利,实现公共行政技术化与法治化的深度融合。     

论行政强制法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及完善

行政强制法实施中具有保障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必要性,行政强制的单向性特征弱化和损益性特质,以及程序正义的要求,彰显了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保障的重要意义。我国应在行政强制的设定、决定与实施,行政强制权利救济与监督等方面,全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     

公民四权

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被称作"公民四权"。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公众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意识、对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要求、对自身能力的发挥和自身价值的追求,将呈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发展趋势。对此,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是发展社会主     

侦查机关如何应对新刑诉法侦查程序的修改

旧刑诉法侦查程序的主要特点是侦查机关权力强大和相对人权利弱小的矛盾。新刑诉法对侦查程序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权，赋予律师辩护人地位；二是改革部分强制措施；三是技术侦查合法化；四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确立等。对于新刑诉法的修改，侦查机关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的策略主要有：一是观念转变；二是改变传统侦查模式，由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三是改变目前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关系，由侦检分立走向侦检合作。     

论行政程序的道德基础

行政程序的道德基础是行政程序运行中起决定作用的伦理道德思想以及道德原则规范,行政程序的道德基础是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基础。行政程序道德基础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为满足行政程序道德基础的要求,行政程序应当具有透明性、稳定性、可预期性等特点,行政程序的规则既应当注重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也应当注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为行政行为时,也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行政程序中进行价值判断时,应当尽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在我国行政程序外部控制机制相对完善的情况下,行政程序的控制应实现由外部控制向注重行政程序道德基础建设的转变。     

数字时代老年人的权利弱化及法治应对——以可行能力理论为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时代的来临促进了社会运转的智能化与效率化,但也导致了老年人权利弱化现象的出现。在可行能力的分析框架下,老年人的权利弱化既表现为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困难,又表现为积极权利的维护与实现不足,权利弱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信息权、健康服务权、社会安全权与公共参与权四个方面权利的弱化。老年人基本能力的衰退导致其数字化思维欠缺,其复合能力的羸弱易产生数字化生存的焦虑。基于此,应加强数字时代老年人权利弱化的法治应对,在理念层面秉持以“数字人权+”为核心的综合性治理思路,在实践层面既要着眼当前完善老年人可行能力提升的法治方案,又要面向未来加强对老年人“数字沉迷”的警惕与预防,从而推动我国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     

论我国劳动者民主参与权的行使与保障

劳动者民主参与权的合理行使与有效保障有助于劳动权利与资本权利的契合,实现劳资双方利益最大化。同时,劳动者民主参与权不是一项绝对权利,需要予以必要的限制,限制的方式包括制定正当行使的原则、外部监督机制以及要求劳动者承担必要的义务。另外,为确保劳动者民主参与权的有效运作,我国立法应在承认劳动者、企业、国家与社会对劳动者民主参与权实现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制定该项权利的行政保障机制与司法救济框架。     

论公民抵抗权

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本文统称公民)在行政活动过程中对行政主体非法作出的或作出非法的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享有直接抵抗的权利。抵抗权具有伴生性、限定性和保护性等法律特性;抵抗权正当性来源于人民主权、自由权利、现代宪法之规定、人的主体性价值等。抵抗权的行使应当具备构成要件,范围应当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两个方面。抵抗权应当有相关主体保护、行政主体自律和权义均衡配置三类保障途径。     

立法动议权新探

立法动议是向有立法权限的立法主体提出有关制定、修改或废止某项立法性文件的立法申请,立法动议权是立法权范围内的权利,是不特定主体的权利,是不一定产生对应后果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立法动议权是立法模式转换、经济利益多元化、民主参与以及公众社会利益实现的必然。从主体、范围、实体规则、程序规则以及权利的具体实施几个角度探讨立法动议权的范畴与法律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