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的纷争——论吉登斯的"社会实践理论"的解释力

西方社会理论由于其诞生之初所蕴含的内在分歧,在今天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在试图解决这个困境的研究理论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其中,他关于"社会实践"的理论应是核心所在,这为打破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即主客二元分立和结构与能动的对立,解释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社会实践：能动与结构的中介——吉登斯结构化理论阐释

本文围绕社会实践与结构化理论中诸概念之间的关系,如实践与能动和结构,实践与反思性和实践意识,实践与系统和制度,并从实践的使动性和制约性的特性中考察结构化理论中结构的能动性和制约性,从而用社会实践的脉络对结构化理论做了解读,并分析了吉登斯本人在社会研究的实践中对结构化理论的具体运用。     

论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范畴的理解

"实践"是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三部曲"中讨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吉登斯高度评价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范畴对于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实践辩证特性的思想为吉登斯提出"结构二重性"原理、创立"结构化理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原理实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范畴的社会学"复述",对于这种理解与"复述"的贡献与局限,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吉登斯社会理论体系及其内在逻辑

安东尼·吉登斯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著述几乎涵盖了现代性、全球化、政治道路、日常生活、风险和信任等当代社会理论的所有领城.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体系由社会学现、结构化理论和反思性现代性理论三大部分构成,其中隐含着的逻辑主线是,以社会学观为基础,通过结构化理论的方法,对现代性的扩张问题进行反思与解读.     

市场交易秩序研究范式的反思与超越

围绕市场交易秩序形成的具体机制问题,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在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下,分别形成了制度主义范式、信息主义范式和嵌入性范式,它们在方法论上呈现出目的论的个人主义与机械的结构主义之间的对立,因此上述研究范式都难以恰当地处理交易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借鉴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市场的交易过程就被理解为实践的一种特殊形态,而且这种迈向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就成为超越市场交易秩序已有研究范式的理论局限与方法论困境的一种新范式。     

吉登斯“反思性”思想的第一个面相——结构化理论中的“反思性”思想研究

"反思性"是吉登斯众多学术著作中极为重要且极为核心的概念,这一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结构化理论中,并成为解释当代社会制度逻辑的方法论基础,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这一思想却并未得到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对结构化理论中的"反思性"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就成为一种必要。这种"反思性"思想是立足于共同知识的一种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这种结论的得出,主要奠基于对结构化理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即"结构"、实践意识与共同知识三者之间关系的清楚认识。     

男孩偏好作为一种生育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本文采用实践社会学视角,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利用对一个亲属群体生育实践的访谈数据,从时空两个维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男孩偏好生育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生育政策对男孩偏好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影响,发现在生育政策背景下,部分农民因为偏离传统的例行性生育路径而陷入"生育困境",并从两个方面引发男孩偏好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1.在生育困境的压力下,一些文化要素伴随生活事件不断的卷入生育实践之中,使得直接遭遇生育困境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领会到男孩的社会意义;2.亲属网络将所有亲属卷入到当事人的生育困境之中,从而引发出对生育实践的集体性反思。正是这些日常的生活事件与亲属网络使得男孩偏好文化在广泛的时空向度上延伸。     

植根于结构化理论的社会变迁理论及其反思

吉登斯以结构化理论为方法论基础。使用了类型学的分析来划分社会类型，运用多维制度框架来揭示现代性的“断裂”，从而构成其随机性（或偶然性）的社会变迁理论。     

吉登斯乌托邦现实主义理论的哲学反思

乌托邦现实主义是吉登斯晚期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理论归宿,奠基于其结构化理论和多维现代制度分析框架之上,是吉登斯探索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核心理论原则。在现代性的激进化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吉登斯论述了晚期现代性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构建了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框架,从而体现了吉登斯深刻的洞察力和可贵的批判性,也凸现了吉登斯激进的现实主义品质。但是,吉登斯否认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夸大了人类的反思性活动,不能科学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未来和前途,乌托邦现实主义也就难免流于空洞和幻想。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研究——对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概念的深度审视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学术研究当中最具原创性的理论,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包括规则和资源两部分,规则是"共同知识",资源是行动所凭借的媒介。     

民族心灵传承文化浅论

以"心灵传承"概念统摄民族文化本体中属于神秘文化范畴的、以非逻辑或非理性方式传衍的各种心传文化,可回避唯物与唯心、自然与超自然之二元冲突造成的学术困境,并在新的视界中对其进行实像分析和理论构设,阐释其在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中、在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发展困境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面对传统与未来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空间.     

郑杭生社会学思想理路探微

本文提出了"郑杭生社会学思想"的概念,用以概括郑杭生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在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方面所开创学术成果的整体内容。本文认为,郑杭生社会学思想的创建来源既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传统哲学及传统文化、西方哲学与社会学思潮的影响,又深深根植于中国转型社会加速期与新型现代性的建构实践。郑杭生社会学思想的逻辑理路是:世界观——建设性反思批判思想;方法论——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具体方法——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深层理念——促进社会进步,减缩发展代价:思想展开——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这五个方面既相互影响,又浑然一体。郑杭生社会学思想的贡献是:在世界上提出了具有东方学术品格的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性社会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分析中国社会特别是转型社会的理论框架,为社会学本土化工作提供了某种典范,也为不同类型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撑。     

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反思

在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理论本土化的主张都是一个时常被提起的议题,围绕这个论题的争议历久而不能平息。本土化论题可以从知识论和方法论中多个维度的二元对立范畴去理解。具体包括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权力三对范畴出发,探讨本土化主张的理论逻辑。     

理论自觉的“关系”研究与社会建设

"关系"研究的"关系本位论"视"关系"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为中国社会研究与调查的理论前提,分析中国人文化心理和行为的特殊性,这种范式忽视"关系"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及其变迁性,易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窠臼;"关系"研究的另一范式则将"关系"视为社会资本,对关系运作现象作技术性实证描述与分析,希冀通过"关系社会学"的研究为世界社会学理论作出中国特色的贡献。两种研究范式都忽视了"关系"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其研究本身也成为现实中"关系"运作合理化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关系"研究需要加强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意识,一方面,在概念和理论上,应强调关系的情感性,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尚往来的情感性关系及其在转型期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重建和加强人际关系的情感纽带中的意义;另一方面,应注重"关系"现象背后的结构与制度原因,探索通过以制度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心理建设,打破"关系"循环,使中国人摆脱关系困境,推动中国社会现代性健康成长。     

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理论研究述评

社会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经验与理论两个层面展开,本文主要对1979年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简要考察,梳理发现:社会问题的概念建构主要沿"客观性存在——主观性认知——社会性解决"的思路展开;研究理论与范式呈多元化趋势发展;特征和成因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分类以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为逻辑主线,并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治理以社会控制与社会工作为核心。总体而言,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结合时代性、本土性素材进行理论突破,"社会问题社会学"分支学科建设应给予重视。     

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二元困境及其出路

本文首先对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二元困境问题作了源头上的把握,认为社会资本研究中对“行动和结构的二元关注”不仅不利于社会资本研究的学术进展,而且阻挠了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进而,在扬弃布朗超越这一二元困境的系统论尝试的基础上,指出了一条解决该问题的可行路径:社会资本研究的系统论框架的确定。     

法治成长的痛苦——读《秦窑法庭——基层司法的实践逻辑》

<正>《秦窑法庭———基层司法的实践逻辑》(下称《秦窑法庭》)是一本考察基层状况的社会学论著。该书以陕西关中地区的秦窑法庭为个案,着力呈现国家、乡村社会与人民法院科层制机构之间的互动博弈过程。作者以田野调查的方法进入当代中国治理结构的内部和法治建设的微观层面。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法治状况呈现明显差异性,既有观念的分歧,也有解决问题路径     

超越二元对立——再论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持续的＂现代化＂变迁,但在基于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法和基于各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习惯法之间,仍然存在着较明显的断裂与差异,这是造成当代中国社会＂国家法＂与＂习惯法＂二元并存状况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解决二元法律困境的关键不仅在于两种研究旨趣的交流与结合,因为隐藏在两种偏向背后的,依然是国家法（甚至包括国家的民族立法）与习惯法两种话语之间的分离与隔阂,只有在超越国家法—习惯法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融合＂。     

从权利获取到责任承担:治理视域下社会自主性困惑解析及破解北大核心CSSCI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离不仅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图景,也造成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难题。现代社会自主性的实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在社会自主性中融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更是这一目标实现的逻辑必然。而当前盛行的以权利获取为径路来实现社会自主性的思维逻辑容易产生以下误区,即国家权利让渡必然导致社会自主性的产生、国家应该在社会自主性的困惑中承担无限责任,这种认识方式无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体现为以预防国家权利侵略的消极防御性治理方式,彻底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而在现实性上,权利获取本位下会产生的社会意向的价值流失、社会组织的公共性阙如、集体行动的暴力倾向,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化。以社会主体为分析视角,能揭示出以权利获取为导向的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困惑,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自主性建设中不能忽视社会主体的责任承担。于此,社会、社会组织、公民三个层面的责任回归,无疑是破解社会自主性困惑的必经之路。     

奉献:山高水长──记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自治区政协委员钱灵犀教授

1996年10月，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双二元结构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书，很快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然而，被关注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该书被列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编辑的“社会发展研究丛书”，并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题写了书名，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内蒙古第一部用社会学理论研究旗县级社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专著。该书以赤峰市元宝山区的三大景观─—乡镇企业产值“亿元村”集群化，平庄矿务局“企业办社会”40年，兴发集团的农业产业化成功为实践研究对象，以“城乡”和“地企”的双二元结构为研究框架，在调研的基础上，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