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三五”时期武汉城市形象的再塑造

城市的发展是动态的,城市的形象塑造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层不变。"十三五"时期,国家顶层设计连续赋能武汉,武汉城市形象再塑工程具有新的内涵与意义。重大时代背景的转折和战略重点的转变让武汉城市形象的再塑造机遇与挑战并存,通过对武汉城市形象精准的再定位、对武汉城市精神深入的再阐发、对武汉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持续的再跟进、对武汉长江文化品牌强劲的再创建,让武汉在"十三五"新一轮城市竞争中敢为人先、赢得主动,创建城市形象塑造的"武汉style"。     

浅论"轴心时代"的回归与中国现代文化现象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提出,使我们重又意识到文化思想对社会的重要性.农耕社会所造就的中古社会文化之现象与当代文化之现象加以对照,并引申至近代的文化思潮,将其放入整个世界文化思想变革的大潮的运动形态之中,顺其然而然之.     

7"C"模型--构建企业文化的新思路

在知识经济时代里,随着人们对自我实现需求的增加,随着对人性化管理的日益重视,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日趋"软化".这种崭新的经济形态,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那么,在新时期应如何构建我国企业文化,使之适应我国国情和企业运营管理的需要,本文将就此问题做一探讨.     

从古上海的文化高地到"世博会"的主题实践

现代都市,是从人类社会的村落、集镇一路走来的,它是人类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结晶.纵观上海的历史发展,它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是一个由小渔村迅速崛起的城市,其悠久的崧泽古文化、福泉山文化、青龙港文化等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灵魂和根基.古上海的文化高地与世博会的主题实践,是一脉相承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崧泽文化的弘扬、海派文化的创新,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试论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的互作关系

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互为促进,二者都是"实力",前者为后者夯实了物质基础,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有利于发展的生态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客观上对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族群舞蹈的文化记忆与功能转移的文化分析——以苗族民间"鼓舞"为例

苗族"鼓舞"是黔东南部分苗族村寨举行祭祖、祈求、驱逐等仪式时的一种形式栽体,由于它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民族文化旅游的经济活动中,"鼓舞"也开始变成一种文化资本和商业演出.这种功能的转换从内部改变了"鼓舞"的文化性质.在提倡文化发展和文化保护这两种现实的情况下,关注和理解民族文化事象的文化变迁是有意义邋的和必要的.     

中日"耻感"文化的伦理考究

中日两国的文化都属于"耻感"文化,日本曾借鉴了许多中国的文明.然而,今天中日两国却各有各的文化特色,各有各的民族特征,中国的"耻感"文化集成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将"耻感"与个人的内在相结合,日本则因为强调"礼忠"而限制了"耻感"文化的发展.     

"合作"文化精神散论

文化的不断延续和传承,需要一种贯彻始终、渗人血脉、浸润肌肤的坚强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是文化精神."合作"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形成了其内容的多元性和精神的独特风格.我国独具特色的"合作"文化,必须是以一种互为认同的感情和道德为基础、以相互协同为事业志向的文化,其效果是相得益彰,其基础则可以概括为"拥党、爱国、为民".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自身也应不断提高素质,忠实履行职责.     

提升武汉城市文化软实力对策研究

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对新一轮城市发展竞争,武汉具备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有利条件:文化资源丰富,地理条件独特;区域优势突出,经济实力雄厚;产业发展增速,科技融合显著;文化战略重视,政策保障有力;创新理念驱动,多重机遇叠加。同时,武汉存在着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制约因素:文化资源整合与品味内涵不相适应;文化供给能力与消费需求不相适应;市民文化素质与发展定位不相适应;文化传播力度与形象魅力不相适应的。武汉需要在认清发展优势、找准发展差距基础上,从加强战略规划、彰显城市特色,增强产品供给、完善公共服务,培育城市精神、提高市民素质、加强营销推广、扩大城市影响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直接过渡"与基诺族的文化变迁

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 "直接过渡"是他者文化主导下有计划整体性的文化突变.由于文化变迁连续性的中断,原有"生存方式"的解体或坍塌,人们所熟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被迫改变,传统文化的消失不可避免.文化突变意味着文化冲突的极其强烈,种种现实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文化冲突的不对称性导致了人们对他者文化的认同和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集体失忆"乃至"选择性排除".民族文化的新生根本在于文化自觉.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莫把"政疾"当"政绩"

自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以来,学界、政界以至社会各界,对“政绩观”错位带来的种种弊病与不良后果普遍引起关注,莫让“政绩”成“政疾”的呼声日盛。但是,人们对那种公开以“政疾”冒充“政绩”,功过混淆、鱼目混珠的现象,却至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有必要大声疾呼:莫把“政疾”当“政绩”。“政绩”与“政疾”本来是两码事“,为政者”所取得的成功为“绩”,存在的问题为“疾”,两者不该混淆。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明明是“政疾”的东西,摇身一变,冠冕堂皇地成了“政绩”。例如,有些地方盲目决策,乱上项目,劳民伤财,造成…     

感受"另类"

当我们把城市中的一切都变成游戏的时候，突然发现“另类”可爱。“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当一个物件的分类不好归位时，人们常常叫它“另类”。的确，音乐评论人实在无法将臧天朔的《老玉米》归入哪一类？通俗，民谣，还是ROCK？那些崇尚伟哥的男人们扯着嗓子在歌厅里一路狂吼：“要有一副好身体，就请你吃老玉米……”似乎唱出了阳刚。“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另类”前卫，而“时尚”大众。“另类”并非时尚，但可以变为时尚。面对传媒一…     

论"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领导核心.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既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更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是相一致的.     

“七一”讲话中的若干“第一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严格的概念性表述.第一次提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次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第一次提出,全党同志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一次点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一次提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且要坚持其"科学精神".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应当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准.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第一次提出新形势下应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并重申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第一次系统提出我们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从"原则"规定走向"制度"建设

"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是党员的一项基本权利,<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作了制度性规定,使这项权利由原则走向制度迈开了第一步.然而,要建立完善的罢免撤换制度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与研究,即罢免或撤换的主体与对象;罢免或撤换的依据;受理机构与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