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任视角的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信任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对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在人际信任层面主要表现为村民之间的熟人信任受到威胁以及村民对＂外人＂的普遍信任尚未建立,在制度信任层面主要表现为农民对制度信任模式缺乏认同和农民对制度公正性的怀疑与不放心。为此,该文从政府、组织、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措施。     

论信任文化的社会生成——什托姆普卡信任思想述要

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信任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预期信任、反应信任和唤起的信任。给予信任的行为存在着不同的风险；同时，信任也存在着功能的相对化。另一方面，正是文化规则在共同决定某个社会于某一确定的历史时刻的信任或不信任程度时，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角色，因此，他将信任文化的生成看作是广泛的社会生成的一个范例来加以解释，从而为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信任与协商民主

信任是协商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信任可以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如果缺少信任,公民间的协商将不可能展开;同时,如果只有特殊信任的存在,协商将可能出现团体两极分化的结果,加深不同公民群体之间的隔阂。只有普遍信任才是协商民主能够实现的优质土壤,因此,如何促进协商民主的问题便可以转化为如何促进普遍信任的问题。促进普遍信任需要着重考虑两个方面:即从公民社会角度讲,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团体,编织多重的公民参与网络;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建设民主法治的制度,为普遍社会信任的建设提供稳固的制度保障。     

实质信任与形式信任——诚信研究的新向度

对于诚信的研究,除了将"诚实不欺"、"守信守诺"作为诚信的一般伦理内涵以外,还必须把"信任"作为诚信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内涵。诚信研究最终解决的是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信任问题。所以,诚信的伦理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诚实;实质信任;形式信任。实质信任是市场经济效益的"道德资本",而形式信任是社会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     

增强制度信任和文化信任 共建和谐社会

信任是对于他人行动的一种预期.由于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问题的出现而致使整个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而信任危机是不符合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因此,全社会应该进行制度信任和文化信任建设,共同建设和谐社会.     

在市场经济中重建信任

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社会。经济追求无止境,社会道德有底线信任日渐式微,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伴生物。许多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相关的普遍平等产生普遍信任。信任不会在一个等级社会中生根。贫富过度悬殊,富人警惕穷人,穷人不会信任富人     

信任的差序格局：对乡村社会人际信任的一种解释——基于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信任的实证分析

信任研究是中西方学者都较为关注的问题,而在中国人"信任谁"以及"何种信任"上,学术界争议较大.在实证研究调查的基础上,文章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发展出信任的差序格局论.这一理论包括四个同等重要的方面:(1)信任的差序格局是以关系进行划分的;(2)差序格局是一种渐进的扩展的信任同心圈;(3)圈内外的行动者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4)信任是指向特定事件的.最后,文章指出中国人的信任恐怕是一种情景化的信任,不能简单的用普遍或特殊信任来描述.     

来自继承,还是来自环境?——对我国信任体系缺失的再思考

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信任的产生从表面上来看是文化价值观的继承,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交易机制所提供的重复交易博弈机制的必然结果。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型信任在市场经济重复博弈机制的内在作用下,会向以产权契约为内核的公共信任与制度信任转变。     

从社会信任视角看建设和谐社会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社会信任不仅是信念,是预言,是理性计算评估的结果,更是对善意期望采取的行动。它具有契约性、超情感性、道德性、风险性等特征。社会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必须通过提高政治信任,建立制度信任,建设信任文化,塑造信任道德心理等途径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信任理论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研究

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转型到＂和谐社会＂的诉求。文章以历史坐标中信任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解析,指向未来的理性审视昭示,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后工业社会管理之理想模式,而合作型信任是构建合作型社会管理的基础。鉴于中国现实情境不完善下合作型社会管理的建构,通过现代公民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培育促进合作型信任关系的形成是合作型社会管理得以实现的合理路径。     

当代中国诉讼信任的实然缺失及其成因

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信任的缺失已经渗透并危及到了诉讼制度领域,中国民事诉讼信任的缺失突出体现为:民事主体之间的不信任转移为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诉讼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颠覆着公众对诉讼制度的信心;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当事人与证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难以维系;诉讼当事人对实体法和程序法本身正当性缺乏信任。造成我国民事诉讼信任缺失的原因可以从我国法律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习惯、法治的现状,甚至法学理论等角度来剖析,应该从制度的保障、观念的养成以及舆论道德的监督等多方面进行治理。     

转型时期社会治理中的信任重构

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加剧了风险社会的出现,社会失范是转型期的普遍社会现象,也是现代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难题,因此必须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来探讨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通过分析现代社会风险来源,提出了普遍信任是现代秩序扩展和社会治理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从信任来源的理性、心理和文化三个向度探讨了普遍信任重构的路径选择,即增强规范的公正、透明与持久性,形成信任的理性预期;通过公平分配实现社会共同体感,形成信任的心理基础;促进信任良性循环的自我强化机制,形成信任的文化共识。一个运转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必定是以高度的社会信任为基石的,重构社会普遍信任,既是现代文明秩序构建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

社会信任主要依靠关系和制度直接或间接生成。通过关系促进主体间的情感或认同进而产生的情感信任属于特殊信任,这是传统社会主要的信任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基于关系的信任不再完全依靠情感和认同,而是逐渐扩展至以信息为中介的认知信任,这体现了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过渡。普遍信任可以由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也可以通过制度对信息的规制作用产生认知信任。现代社会的普遍信任需要兼容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中的制度要素与特殊信任中的关系要素内在相连于道德规范。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主要包括制度信任和信息信任的重构,体现为传统道德和习俗的重建,将传统关系网络中的道德意涵发展为制度化的公德;建立和完善现代法律、契约制度;以制度规范关系和信息,通过教育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增强认知信任。普遍信任对特殊信任的兼容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性需求。兼具制度性与情感性的信任才能促进现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农村社会信任危机下的生长点思考——基于对Y县13个村庄问卷调查的分析

本文基于一项对13个村庄社会信任情况的调查,采用问卷抽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社会信任危机大背景下的四个生长点进行了探讨,并认为转变传统信任模式,构建新型社会信任机制是促进这些生长点发育和成长的基础。     

组织信任及其产生机制

文章由信任问题对于华人社会的重要性谈起,回顾了学术界对信任及其功能的学术性解释。并从信任与组织绩效、组织文化、社会资本三者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考察了组织信任的功能。最后,对信任产生机制作了概括性分析。     

非正式制度改善与法治现代化实现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时,体现为习俗规范、社会价值观、制度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比显得比较无形和隐性,因而常常不受重视.然而,事实表明,非正式制度对一个法治社会能否建成起着根基性作用.可以说,不同信任特质的非正式制度,或推动或阻滞法治现代化.一般说来,以普遍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有利于法治现代化,以特殊信任为特质的非正式制度阻滞法治现代化.非正式制度由特殊信任特质向普遍信任特质的转变与改善,是法治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与不可或缺因素.     

果实的诞生——关于现代社会普遍信任形成和实现问题的思考

现代社会的普遍信任是社会秩序、公正原则以及信任对于社会积极意义等要素相互联系且持续作用而铸就的社会产物 ,其形成和实现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它需要传统习俗、规则、法治等社会秩序为信任形成提供丰富而合适的来源 ,需要平等、自由、开放、民主、合理性等为内容的社会公正原则为其提供坚实而可靠的基础 ;另外 ,对于信任在社会诸多领域的积极功效和意义的认识和切身感受也会促使人们致力于构建、实现并不断维护社会的普遍信任     

信任危机与中国人的异常行为

社会转型会引致个体或群体行为的变化,这些变化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或对社会的发展形成阻滞。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必将发生一系列的改变。文章基于四个个案描述了中国人异常行为,指出人际信任危机是产生异常行为的根本原因。而人际信任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人际信任机制中的内在约束松弛,而外在约束尚未建立这一事实。因而,如何在社会转型中,重建信任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人的人际信任——以《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证

人际信任分为制度性信任和关系性信任。研究显示:若制度性角色未能履行其责任和义务,委托人难以对受托人建立起制度性信任;乡土社会的人际约束力较强,因此中国人更倾向于建立关系性信任;社会流动会使得人际约束力下降,从而动摇关系性信任的基础。     

社会信任危机：当前中国发展必须正视的一个严重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细胞即个人被普遍激活,自由选择空间大幅度拓宽,但国家形成整体合力的能力却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相应提高,作为重要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产生了严重危机。如果不加以有效的遏制,很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一种比较公正的制度安排和社会保证装置,减少和消除行为主体对自身安全和利益安全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