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系统工程视野中的捕诉关系改革

捕诉合一改革是当前检察机关机构改革的重要方面。事实上,捕诉合一改革将不仅实质改变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分工制度,也将涉及程序公正和社会对公正观念的理解,因而这项改革需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层面审视。就捕诉关系权力配置的未来而言,交给审判机关中立行使目前不具有现实性,捕诉合一还存在诸多结构不协调。合适的方案是在保持现行捕诉分离体制下,实行逮捕程序的辩护律师参与制度,从而最大化的兼顾各方权益。     

《“捕诉一体化”的实践样本》系列报道之三 有板有眼:从“一办到底”到“一波三折”的诉辩关系

检察机关在实行“捕诉一体化”改革背景下的刑事检察模式是什么样的?让我们通过四个典型案例,来观察“捕诉一体化”给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工作带来的变化,给律师辩护带来的新气象。让审査起诉的工作更有针对性的“杭州样本”据《杭州日报》报道,2019年4月9日,由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孔某故意杀人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是杭州首例实施“捕诉一体化”检察模式的案件。庭审中,面对检察官的指控,被告人孔某当庭认罪悔罪。     

论捕诉合一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的问题,对我国检察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有重大影响。"捕诉合一"由来已久,随着捕诉合一试点的推进,"批捕权"的滥用、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的辩护空间被压缩、检察机关监督地位的弱化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针对这些问题首先应从完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入手,同时建立对逮捕决定的听证程序,并将审判权引入审前程序以平衡捕诉关系。     

以检察能动履职推进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

检察机关是捕诉职能的实施者，在能动检察履职中，通过发挥主导作用和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提高“捕”“、诉”、“押”质效，推进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捕诉一体”刑事办案机制运行实践探究

正"捕诉一体"刑事办案机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需要。2019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在国务院新闻办新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刑事办案机构实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这意味着"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正式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通过确立"捕诉一体"刑事办案机制,刑事办案模式又历经了一次从"捕诉分离"到"捕诉一体"的改变。当前,"捕诉一体"刑事办案机制,一方面在提高办案效率、增强办案责任心、提高综合业务能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新旧变更适应难、内部监督制约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联动监督机制研究

为完善检察机关监督体系,紧密结合侦捕诉关系,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通过对自侦案件侦捕诉关系现状的分析,认为建立侦捕诉联动机制有利于强化法律监督,提高诉讼效率,而建立检察机关侦捕诉联动监督机制,一方面从主体及内容加以明确,另一方面从具体形式上进行细化,同时,有必要完善配套措施。     

“捕诉合一”之问:让实践说话

正"‘捕诉合一’后,审前羁押率是多少?"今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吉林省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就"捕诉合一"曾作深入交流,陈卫东向杨克勤抛出这样一个问题。8月22日至23日,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邀请7名法学专家,前往吉林省检察机关开展实地调研。闻之不若见之。陈卫东应邀赴吉,杨克勤给出的答案与眼见为实的吉林检察机关实践,让他有了     

《尴尬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专题报道之一 一个民企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困境

你和他打官司。损害了我的权益,该怎么办？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外第三人权益救济的途径,大都通过启动再审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作为一项新兴的诉讼制度,在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民诉法中被引入。,然而,新修订的民诉法施行10个月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依然难以落地。面对居心叵测的官司,无辜的案外“第三人”或者被拒之法院大门之外。或者立案后审而难判。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然而,从本期披露的民营企业亚星公司的“第三人撤销之诉”遭遇的报道中,我们明显感受到其在面对司法机关有法不依时的无助和无力,更感受到最高法院出台“第三人撤销之诉”司法解释的紧迫性。     

论国际商事仲裁难题之“一事两诉”

“一事两诉”现象是国际商事仲裁理论学说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文章在解析国际商事仲裁“一事两诉”现象的概念内涵、问题源流基础上,解析了国际法协会委员会通过了最新的“平行诉讼和仲裁”报告,缕析了解决国际商事仲裁“一事两诉”问题的解决规制,即重视仲裁地法的限制、自裁管辖权双重效力的推进、受诉在先原则与承认预期原则的融合.     

刑事拘留转捕率降低的原因分析

新刑诉法实施后,刑事拘留人数大幅提高,而刑事拘留转捕率明显降低。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收审手段的取消和其他刑事强制措施的限制使用;刑拘条件放宽造成滥用刑拘措施;检察机关过严限制逮捕条件;以刑拘代替行政拘留、行政强制措施和追逼债务;一些罪名的取消和罪行的分解,使过去构成犯罪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提高刑事拘留转捕率并保证办案质量,需要:明确公安机关法制部门为刑事拘留审核机构,严格把关;正确理解刑拘、逮捕条件,与检察机关协调关系;强调证据意识,提高办案人员执法水平。     

红桥区人大常委会听取区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汇报

日前，红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区人民法院涉诉信访工作情况汇报，指出，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红桥工作大局，着力构建涉诉信访防控一体化工程，初步实现了初访结案高、接待质量高、群众满意率高和重复信访率低、越级上访率低、集体上访率低的“三高三低”的良好局面。强调，区人民法院要进一步统一思想，高度重视涉诉信访工作，防止重大隐患发生，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深化信访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干警的信访意识。     

涉诉信访法官权势语言征显

“涉诉信访”是基于我国国情而设立的信访机构,是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涉诉信访”既要有效防控涉诉信访,又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是当今法院的两难选择.涉诉信访中法官是冲突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着调解矛盾的职责.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决定了语言中权势的存在.涉诉信访语言中的词汇、语义、句式及对话中的指称、话轮掌控和情态都是观察权势存在的窗口.淡化语言权势,是涉诉信访成功的重要因素.     

“捕诉一体化”办案模式下侦查监督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维

检察机关监督侦查工作是防止侦查权滥用、切实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设计。"捕诉一体化"模式的推行,在提高办案质效的同时,也伴随着办案节奏失衡、捕诉价值均衡把握的缺失以及证据标准提高带来的侦查机关倒逼违法的风险等问题,影响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为此,应树立动态平衡诉讼观,加强专业化全流程办案团队建设,推广智能化检察监督方式,构建科学全面的办案绩效考评机制,改进和完善新形势下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     

治理语境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治理模式的分析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未诉先办”治理模式实际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新路。这一模式通过治理端口前移、构建全流程问题流转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全链条”的民主；通过及时公布“未诉先办”实施情况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障公民参与权，由“征求意见”政府主导式表达向“诉求提出”公民主导式表达跨越以保障公民表达权，将群众“三率”纳入考评保障公民监督权，推动实现“全方位”的民主；通过开展“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区域问题综合治理”和“预测问题前瞻治理”，推动实现“全覆盖”的民主。“未诉先办”治理模式通过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和坚持“人民在场”、“协同共生”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秉持“公民诉求是起点亦是终点”的理念，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整体政府建设和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北京样板”。     

山东广饶:“捕诉合一”办案模式运行良好

正"捕诉合一"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山东省广饶县检察院遵循"精简、务实、效能"原则,合理设置机构,科学配置职能,优化整合资源,5月底前全面完成内设机构的调整合并和人员优化配置,由原有的14个部门整合为5个新设机     

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功能定位嬗变问题探析

尽管立法已经确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制度,但是学界对于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质疑从未停息。时至今日,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然“落地”八年之久,经过司法实践的充分检验,其制度构建和实际应用都反映出了许多无法回避的法律漏洞,制度运行偏离立法初衷,功能定位的嬗变导致立法目的的落空。在应急立法背景下,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不仅没有达到立法的预期,而且已然导致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可能陷入“鸡肋”的困境。通过对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功能嬗变的问题研究,深度剖析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偏离立法初衷的原因,以期对完善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有所裨益。     

关于“诉”的诉说

在法律常识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常常对一些有关“诉”的法律概念迷惑不解，给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一定的困难，故笔者就自己的教学所得，做出以下一些认识与大家共同探讨。诉讼是维护合法权益的最正规、最权威和最有效的途径，是历史的进步。我国古代曾将“诉”与“讼”分开使用:“诉”指刑事案件，即“诉者，谓有怨抑之事而陈告也”。“讼”指民事案件，即“讼者，谓有争论之事而陈告也”。所以古代人们常常把审理民事案件称为“听讼”，把审理刑事案件称为“听狱”。而现今，诉讼俗称“打官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     

和谐社会视野下“好诉”与“厌诉”冲突之反思——一种比较、实证的维度

诉讼率只是一个价值无涉的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问题,却不能成为一根衡量“好诉”或“厌诉”的标尺。一个社会是否呈现出“好诉”或“厌诉”倾向,涉及到该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国家和社会权力资源的配置、司法运行状态等多个层面的复杂社会问题。在追求和谐的社会大背景下,将守法、护法、和谐三大要素予以观念和行动上的整合,有利于正确的诉讼理念的形成,唤起人们的法治信仰和权利意识,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弘扬社会公平与正义。     

长江中游城市商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完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长江中游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契机,法院完善与商事调解的诉调对接机制,不仅有助于推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还可以保障各城市商事主体的利益平衡、构建良好的投资环境。但是,由于对接的具体制度和流程不完备、诉调对接的激励保障机制缺失、诉调对接的社会接受度不高、诉调对接的发展受调审合一的抑制,导致现阶段诉讼与商事调解的对接在实践中运用率不高,发展缺乏统一性。"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需要健全诉讼与商事调解的对接机制,还要通过探索类型化的调解前置程序、逐步推进调审适当分离、促进诉调对接的国际化等方式推动诉讼与商事调解对接机制的新发展。     

行政滥诉之殇——熊某系列案评析

出现在行政领域的滥诉被称之为行政滥诉。学界对行政滥诉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如何认定行政滥诉、行政滥诉的形态如何、行政滥诉有何特征、为何出现行政滥诉以及面对滥诉采取何种措施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理性思考离不开"个案"的观察,熊某系列案反映了我国亟待对行政滥诉进行明确和厘定,亦反映了各方必须努力解决行政滥诉这一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