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的决策者与执行者之博弈 ——以近十多年来的中国房地产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是否有效,在于政策参与者的关系是合作博弈还是非合作博弈。在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中,政策决策者与政策执行者表现出非劝说型博弈类型(亦为盟主游戏)。这是一种权力不对称的博弈,合作往往是基于实力不对称的强制下的合作。由于强制是与个体选择的价值和意愿相违背的,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悖论,整体与局部利益的冲突,从而导致了政策困境。要想打破困境,实现整体利益的最优供给,需要强化中央的权威和信誉,中央为地方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健全政策执行的有关制度。     

价值共识的经济博弈分析

价值主体的利益和需要的一致性是达成价值共识的根本所在。如果价值主体的利益和需要是根本对立或者不可调和的,那就不可能达成价值共识。如果从利益主体之间对各自经济利益博弈的角度去分析价值共识问题,将给价值共识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思路和方法。博弈论主要是研究理性的人在面对各种冲突行为如何选择的理论,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价值共识问题具有独特的借鉴作用。可以从囚徒困境博弈、有限理性博弈和合作博弈理论的条件下如何形成价值共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形成价值共识,一要认清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是什么;二要区分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等不同方式;三要认清博弈分析的核心不是博弈方的最优策略选择,而是有限理性博弈方组成的群体成员的策略调整过程、趋势和稳定性。     

管制与扶持:农村金融的供给“阀门”——政府与农民金融供需路径的“博弈”

农村金融道路的选择是政府与农民博弈的结果,由于博弈局中博弈主体不同的利益取向与策略选择,导致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低效率纳什均衡,政府没有管好农村金融,农民也无法获得最优金融供给。要改变农村金融低效局面,就需要博弈双方站在理性的角度组建新型的合作基金会,特别是政府要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来确保条件的实现。     

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路径探讨

目前,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已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鉴于农村公共产品主要还是由政府提供,在委托——代理的理论框架下,根据委托与代理之间的利益差别性以及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导致集体行为非理性的理论预设,文章从多元利益博弈的角度,对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基于各自的理性选择却导致非合作博弈的困局进行解读,并提出正和博弈的有效治理途径。     

国际气候合作中的非合作性博弈困境及其超越

以囚徒困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合作博弈是困扰国际气候谈判进展缓慢的关键障碍,其原因就在于各国(国家集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个体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冲突。如果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协调上失败,极有可能导致集体理性的失控,最终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气候系统崩溃。因此,探讨非合作博弈困境的内部机理并寻求其破解途径,就成为解决国际气候谈判困境的关键。     

保障性住房质量: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建筑商的三方博弈

针对备受关注的保障性住房质量问题,通过建立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建筑商三方博弈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博弈条件的设计至关重要,不同的前提假设会得到不同的纳什均衡结果。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建筑商三方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取决于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双方博弈的结果,即取决于上级政府制度的设计。保证保障房质量的最优策略是在监管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使激励产生的效用大于基层政府严格监管发生的成本,使惩罚产生的负效用高于基层政府不严格监管的效用。     

政府、农民、农村精英博弈的理性路径分析--以"袁楼事件"为个案

"袁楼事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民与地方政府和乡村精英博弈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三农"问题个案.它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博弈各方在维护自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要适度"妥协",即博弈有"度";片面追求一方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及他方,往往会事与愿违,最终导致各方都不原意看到的"负和博弈".执政党(政府)必须从公共理性出发,制定并维护合理的"游戏规则",协调博弈各方的利益.     

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规范化取向博弈分析

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上市公司综合运用金融、沟通、市场营销等手段来实现公司与金融机构及其他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以达到公司证券价值最大化的战略性过程,由于其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信息沟通的要求有所不同,因而存在博弈的理由和冲动,并且其存在的问题充分反映了上市公司经营者与投资者在博弈方面的非合作性.上市公司的IRM只有实行规范化取向,才能使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转化为合作性博弈,实现博弈各方的合作双赢。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权益的博弈分析

城镇化在征地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分配的博弈。由于当前地方政府既是征地博弈的规则制定者又是参与者,从而使得这种征地博弈有失公平,农民的权益缺乏保障。如果地方政府不参与征地博弈,而仅作为征地博弈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让用地企业和农民直接博弈,那么,市场的价格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土地交易的相对公平。因此,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退出征地博弈,真正成为用地企业和农民征地博弈公平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另一方面,必须完善土地市场交易机制,使用地企业与农民通过反复博弈均衡二者收益,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闹大”与“化小”：政务网络舆情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博弈逻辑

"闹大"是民众社会抗争的常见策略,而"化小"则是地方政府与之博弈的常用方法,是由非制度化公众参与引发的策略性政府回应。二者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抗博弈,但实质上是合作博弈,最终可能演化为官民之间心照不宣的安排。"闹大"与"化小"是转型期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需求与地方政府有限的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在网络时代,政务网络舆情逐渐成为公众"闹大"的惯用工具,而地方政府回应中的利益补偿则是"化小"的重要手段。从博弈本质看,"网络闹大"主要围绕问题展开,是权力约束条件下民众对政策议程设置权的争夺;"舆情化小"则主要围绕网络舆情的降温展开,是地方政府在能力约束下对治理压力的规避。从博弈过程看,民众如何将舆论发展为网络舆情进而吸引政府注意力、地方政府如何应对来自舆论和上级的双重压力、"双弱"格局下民众和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妥协与合作构成了政务网络舆情回应中官民博弈的基本逻辑。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