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治理：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

治理最适合、最见效的舞台在地方或基层。参与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参与式治理是地区层面包容战略的需要,也有学者称之为＂赋权参与式治理＂。通过赋权给公民,使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各个层次的决策层听到,目的是有效、平等和政策回应性。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公共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来深化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出现,伴随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概念的重新发现。参与式治理重塑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构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网络。同时,参与式治理也有其自身理论限度和实践困境。     

地方民主创新可持续机制因素分析

地方民主创新,是地方政府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在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扩大公民参与、推进民主治理的制度机制创新,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制度链条和制度环节,其中组织推动、公民参与、社会支持、制度规范、治理绩效是其影响因素和制度环节。只有各个影响因素发挥正向激励,并形成正反馈的制度合力,地方民主创新才能成功生成并持续发展。     

中国网络反腐中公民参与机制构建研究

网络反腐为政府和公民共同治理腐败找到了突破口和结合点。目前公民主要通过官方网络举报和民间网络曝光两种基本方式参与网络反腐,前者长于权威性,后者长于畅通性和及时性。作为惩治性的事后反腐,加之网民构成的复杂性,参与立场的不客观性以及网络立法的缺失,需要审慎对待网络反腐中的公民参与。为此,应建立公民参与网络反腐的长效机制,促进公民更加有序、有效地参与到网络反腐中去。     

政府与网络社团合作模式创新研究

充分发挥网络社团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政府要构建支撑体系,为网络社团发展和参与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环境;网络社团自身要注重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社会治理质量与效率。同时,政府与网络社团应积极协作共治,创新合作模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如何完善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措施——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

一、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现状与问题公民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和影响国家和社会事务，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公民行为。而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就要求在政府绩效评估的过程中使公民充分参与，表达意见和诉求，同时提高评估的质量和客观性。近几年来，我国很多地方的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公民在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主体作用，并逐步在政府绩效评估中纳入公民评议的内容。     

从我国网络民主的发展看代议制民主的创新

我国代议制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自身也出现了畸变。代议机构的行政化、政府腐败、公民缺乏政治协商精神，以网络为媒介的新的民主形式的兴起，有望在代议机构、政府以及公民政治参与层面创新原有的代议制模式，使之新的时代下得到修复、发展。     

网络民主发展与代议制民主创新

代议制的普遍缺陷表现为：“精英民主”下的人民主权异化、公民政治冷漠、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我国代议制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自身也出现了畸变.代议机构的行政化、政府腐败、公民缺乏政治协商精神,以网络为媒介的新的民主形式的兴起,有望在代议机构、政府以及公民政治参与层面创新原有的代议制模式.     

东莞市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表现为政府培育公民社会力量,引导社会治理创新。广东东莞市大力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培育社会组织、探索社区自治管理模式,进行了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其关键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企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从一元管理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等多元治理的转变。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亟待提升

公民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应该在与政府、社会的互动中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而我国公民现实的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与此还不完全相适应。我们需要深化公民意识,重塑公民治理主体,把公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嵌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互动系统。     

网络民主发展与代议制民主创新

代议制的普遍缺陷表现为:"精英民主"下的人民主权异化、公民政治冷漠、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我国代议制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自身也出现了畸变。代议机构的行政化、政府腐败、公民缺乏政治协商精神,以网络为媒介的新的民主形式的兴起,有望在代议机构、政府以及公民政治参与层面创新原有的代议制模式。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按照先进性建设要求,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锻炼

如何按照先进性建设的要求,不断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锻炼,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新时期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锻炼,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围绕改造世界观加强党性锻炼;按照先进性建设要求,构建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党性锻炼的长效机制。     

完善手印显现工作的几点思考

手印显现是现场勘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手印显现中每一步操作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都将直接影响到手印的证据价值。因此,在手印显现过程中,要注重每一种显现方法的互补性、针对性,全面研究制约手印显现的各种因素,合理地使用各种光源,进一步提高现场手印显现的成功率。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当代公安文学主体多样性的生成及其原因

公安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革”中遭到压制,改革开放后获得复苏和发展。伴随着社会环境及文学环境的变迁,公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主体性也呈现多样性发展。五十年代公安文学作品中主体单一,多为“高大全”的人民警察形象。八十年代后,警察形象的构成走向多元与多向,时常表现为带有人性弱点的英雄形象。进入九十年代,公安文学的主体范畴进一步扩大,一方面警察形象在公安文学作品中的比重减小,另一方面,与案件相关的各色人物,包括灰色人物和犯罪嫌疑人的比重不断增加。公安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多样性不仅是社会与历史交汇碰撞下的公安文学特殊性质的合理展现,同时也体现出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力量。     

论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兼析《行政许可法》第12条

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十分重要,但行政许可的学理分类多种多样,实际操作中名目繁多,形式各异,其设定本身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为立法确定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带来了困难。《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优劣互见。     

浅析执政能力建设对干部人事工作创新的指导作用

组织人事部门作为党委的重要工作部门,担负着为党执政选拔、使用、培养干部尤其是优秀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具有直接服务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显著特点。干部人事工作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种既服务、又促进的关系,要求组工干部不仅要增强自身的执政意识和执政能力,还要善于为党的执政建设储备新鲜血液和谋划发展动力。     

经济伦理视角下发展意蕴的再审视

重新认识发展的意蕴,必须将发展置于经济伦理学的检视之下,回答"发展是什么"、"发展为了什么"以及"如何对待发展的代价"等问题。传统的发展观缺乏经济伦理意蕴,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其结果是发展的代价被普遍低估,而作为发展主体的人却被不同程度异化,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要正确理解发展的意蕴,必须赋予发展以新的经济伦理蕴含,把握发展中所内含的反发展倾向,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的代价。     

创办“党群致富联合体”搭建农村党员发挥先进性作用的平台

“党群致富联合体”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大多数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处于高度分散状态的情况下，党员发挥先锋带头作用的有效载体，对促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