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公民社会的社会中间组织发展存在滞后。"强国家—弱社会"的新权威主义体制,虽然在转型初期发挥了独特的功效,但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分殊化,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当今中国诸多矛盾与困境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没有公民社会充分发育基础上的民主,将是民粹主义的陷阱。中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成功采取的"法团主义协商制"路径,来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发展公民社会的黄金时代,但只有当代中国人进一步高瞻远瞩、开阔视野、勇于创新,才能把握机会,迎接这个大转型阶段的来临。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与重塑

在特定社会环境条件和国家治理理念影响下,基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强政府与弱社会"关系和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的"政府与社会二元分立"关系。在我国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还是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来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与社会信任关系的修复与建立,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社会力量的培育,政府与社会职能领域的合理区分等途径持续不断地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观点

2015年1月5日《北京日报》共筑政府与社会的"双强"模式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实现多元主体对社会的治理。"大政府"不符合社会各界对政府的审美要求,但"小政府"确实不够用,"弱政府"显然完全不能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在改革开放进入发展方式转型的深化阶段后,一方面,有作为的政府需要继续;另一方面,社会利益分化     

构筑良性互动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演变的考察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在中国社会内部，政治领域的力量在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力量在逐渐成长，“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主动地放松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控制，调整自己的权     

从基本重合到有限分离: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传统单位制度下,国家全面控制单位,单位包办社会,国家通过单位覆盖社会,由此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重合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度的改革,国家对单位的控制力度有所下降,"单位办社会"局面初步得到扭转,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对独立,进而造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较为有限的分离关系。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强国家—强社会"是我们致力追求和实现的目标模式。     

中国社区生活结构战略转型与现代社区福利制度框架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社会后果之一是",社区"观念和"地理社区"成为基础性社会结构因素,国家与社区的关系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福利理论角度,运用文献回顾方法,首次系统划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区工作历史发展阶段,概括社区工作若干结构性特征,全面梳理城乡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工作主要政策法规,重点分析社区生活环境、社区问题、社区需要与国家-社区关系模式的战略转变状况;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区福利体系框架,界定社区福利体系框架的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简要总结中国社会国家-社区互动关系模式。在构建和谐社区环境下,笔者针对中国社区福利体系建设提出若干战略思考和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基于对治理场域之社会资本培育的分析

本文将城市社区治理视为一个场域,研究如何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地阻断流动人口与其户籍地有关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同时,在流入地的社区生活层面,又未能形成吸纳流动人口、鼓励其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和环境,削弱了本已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弱社会"更弱。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治理目标,离不开一个具备深厚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故而,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改变社区"弱社会"的状态。基于对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场域中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这五大主体的场域位置和关系构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据此得出结论: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     

中国劳动关系的十字路口——管制与自治:富士康、本田案件提出的法治命题

《劳动法》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的"三层次模式"。《劳动合同法》旨在强化以国家管制为特点的调整模式。理论界出现了两种解读视角:一种观点强调"强资本、弱劳工",强化国家干预,意图建立起一种高度管制的用工体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不仅要关注"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更要关注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努力实现以自治为主的劳动关系调整。富士康、本田事件意味着我国出现了自治的现实压力,中国劳动关系的发展重新走到了十字路口。我国应当注重平衡劳动关系三个层次的关系,使国家管制与当事人自治作为劳动关系的两种调节手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形成模式的现代转型——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在现代社会,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既是公共政策形成模式变化的环境背景,也是其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前,在国家和社会高度重合的背景下,中国公共政策的形成模式是国家主导,这种模式与公共政策的现代性价值取向有较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公共政策形成模式正在由国家主导转向为国家为主导且国家与社会有限互动的模式。这一具有现代性价值取向的转型,表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与互动,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更加得到重视和彰显。而受当下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水平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制约,这一转型还有着渐进性、局部性和不均衡性等特征,其意义有一定限度。中国公共政策形成模式现代转型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国家—社会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家和社会实现良性互动,使其最终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状态——基于"公民性"的评价

以"公民性" (civility)的若干基本内涵作为指标判断中国社会.尽管目前还有很多过去存留下来的价值和机制在发挥作用,但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从单位社会迈进公民社会.     

改革开放时代青年的十大观念及其价值

中国自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迄今已经走过40年的发展历程。青年一代既是改革开放的活跃力量,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群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伴随国家政策和区域制度的变化,青年思想观念也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变化。从"头啖汤、向钱看、从我做起、下海潮、洋插队、创客、网虫、奇葩到志愿服务、世界范",这十大流行观念体现了青年的发展变迁,也折射出社会的转型特色,具有创新社会意识、创新社会体制、创新社会资源、创新社会网络的重要价值。如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青年面临新发展、新机遇,也具有新思想、新观念,值得社会更加关注和重视。     

中国需纾解百姓“三气”

强国家、弱社会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一直存在着,现在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改观。抛开西方政治社会二分法的分析框架,单从文化上来讲,官为民做主、民求官做主的心理,确实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渗透     

十大事件:见证三十年立法工作辉煌历程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立法工作得到恢复30年。经过30年的努力,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与时同时,科学     

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衔接:中国社区发展战略

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约束下,中国社区建设需要经历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向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转变,阶段性转移要经历四个过程:政府社会职能社区化过程、部门社会职能协作化过程、政府社会职能社会化过程、居民自治组织化过程,促进阶段转移和过程转换的根本动力在于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迎接“精耕时代”

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以宪法为核心、以基本法律为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这个宠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一起，记载了改革开放发展的足迹，确认并体现了30年来中国进步成果。30年后的今天，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面貌，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在此背景下，地方立法也需要并正在发生着转型—     

期待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理论创新

在2012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复杂的中国发展"现实"和复杂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现实"都要求我们必须进行艰巨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新的发展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进行认知与解读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     

30年,国人心态跃升新象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多元与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相一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在发生着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和跃升。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延续了30多年,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     

革命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纪念建党90周年

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相比,建国后三十年政治形态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在治理方式上主要体现为政治动员、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形态上产生的全能政治和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革命的政治。这三种政治形态从不同的维度折射出了革命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的具体形态,它们之间表现出一种相辅相成、互相契合的内在关联性。客观而言,这种政治形态一方面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只有了解了革命党领导下的中国政治,才可以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     

美国“弱耦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研究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对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讨论颇具意义。从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上考虑,美国国家治理可归结为"弱耦合"型治理模式。此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完成构建,即多元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认同性作用、复合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嵌入性优势、多效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渗透性发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弱耦合"特征首先体现在"耦合"上,其次体现为"弱关系"。"耦合"包括国家治理结构上的耦合和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弱关系是指在美国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下,治理主客体之间存在丰富的弱相关关系。最后,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设计悖论,即保护少数人的精英倾向和地方分离趋势。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

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产权实施、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意识形态引导五个方面进行落实,并且它们有机互动、互相协调。从"结构—过程"的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与"过程性"制度运行,塑造出国家自主性建设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确保国家自主性处在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状态",从而确保国家治理效能处于"强状态"。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根本特征是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形成的"结构—过程"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有力推动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