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模块化运行机制创新与基层治理优化路径研究——以衢州乡镇模块化运行机制创新为例

职责与权力、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是制约乡镇基层政府运行和治理能力提升的体制症结。浙江省衢州市近年实施的乡镇模块化运行机制改革表明,聚焦基层治理问题,打破条块体制和科层体制的限制,整合乡镇治理资源,建立乡镇治理新的运行机制,以综合性团队协作替代条块分割的专业化科层管理,是乡镇政府自主地开展体制机制创新,提升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城市郊区化背景下乡镇治理的制度困境——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郊区化引发了乡镇政府行政体制与治理需求的矛盾,政府体系内部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乡镇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冲突持续加深,乡镇治理陷入困境.集权控制是造成城市郊区乡镇政府治理制度困境的重要原因,只有对政府体制做出与经济社会演变相适应的深刻调整,赋予乡镇政府更多必要的管理权限,才能走出乡镇政府治理的制度困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城市郊区化背景下乡镇治理的制度困境——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郊区化引发了乡镇政府行政体制与治理需求的矛盾,政府体系内部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乡镇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冲突持续加深,乡镇治理陷入困境。集权控制是造成城市郊区乡镇政府治理制度困境的重要原因,只有对政府体制做出与经济社会演变相适应的深刻调整,赋予乡镇政府更多必要的管理权限,才能走出乡镇政府治理的制度困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中国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 ,乡镇行政体制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是 ,我国目前的乡镇行政体制存在着行政区划不合理、县乡关系不顺、管理方法落后等一系列问题 ,亟需进行改革。本文试图从基层政府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出发 ,探索合理调整行政区划 ,界定县政府与乡镇政府的职权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的有效途径。(一 )乡镇行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1.乡镇行政区划不合理。 1983年 ,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乡镇建制以后 ,各地在 90年代初期对乡镇规模已进行过较大幅度的调整。但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 ,一些地方…     

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在全国城市化、工业化浪潮迅速兴起和2006年国家税费改革、乡镇部分站所上划、实行财政转移支付"乡财县管"的背景下,如何结合地方实际,全面推进县、乡、村三级组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夯实党执政的基层基础?以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2013年12月以来,笔者先后到全县12个乡镇党委以及深坡、新坝、涝溪、洋溪和泗源等30多个村屯     

破解基层人才困局的制度选择

基层乡镇面临着"新人不愿意去,老人不愿意干"的人才困局,且有愈来愈严重趋势。这一困局的形成由来已久,构成原因错综复杂,其根本原因在于基层组织的制度激励机制发展滞后,缺乏创新。破解基层人才困局的根本,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制度改革,要用制度机制给予基层干部充分信任、用制度机制给予乡镇政府完整授权,用制度机制给予有力保障,用制度机制给予正向激励。只有建立了系统高效的制度体系,真正用制度的力量,留住人心、留住人才,并给予各类人才作用发挥的最大制度空间,才能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持续的人才保障。     

信息博览

政策信息“乡财县管”全面推进乡级行政“阳光运转”最近,财政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试点的经验,进一步推进乡财县管工作。实行乡财县管要遵循“三不变”,即乡镇政府管理财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变,财政资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乡镇政府享有的债权和承担的债务不变。属于乡镇事权范围内的支出,仍由乡镇按规定程序审批。据悉,实施乡财县管的试点乡镇教师工资实行县统筹,保证了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此外,还管住了乡镇“乱收费、乱花钱、乱进人、乱举债”的行为,有效遏制了乡镇债务的恶性膨胀。财政部强调,除财政收支规模大…     

村级治理能力实证分析及对乡镇改革的启示——以四川宜宾市4个乡镇20个行政村为例

影响乡镇体制变革的诸多因素中,村级治理能力因素占有很高的权重,它甚至深刻影响乡镇体制变革的成败。研究认为村级治理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农村整体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区域,农村村级治理能力越强,反之,农村村级治理能力越弱。因此乡镇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我国地域的异质性和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的特点,分区改革,在发达区域的乡镇,可考虑改乡镇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对于不发达乡镇,则实施精乡(镇)强乡(镇)战略。     

“政、纪驱动”的新压力型体制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基于J省S市F县G镇“农村人居环境检查督导”案例的观察与分析

步入新时代，压力型体制这一分析概念在乡镇治理场域出现解释乏力的现象，这是由于其作用的时空要求、治理结构、功能定位和技术路径发生了转变。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以党政治理结构为运作核心，以政治任务为主要目标、以党规党纪为约束、以技术治理为助力驱动的一种泛科层化的“新”压力型体制逐渐成形。通过对J省S市F县G镇“农村人居环境检查督导”案例的观察与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新压力型体制”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     

20世纪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相继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由此造成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工业化与政治上民主化的严重对立,最终导致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下一步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行政处罚权下放的现实困境与法治优化路径

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是行政处罚权下放的法律依据。行政处罚权下放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有助于克服基层治理中的法治障碍,赋予乡镇街道行使行政处罚权合法性。但是,行政处罚权下放隐藏着不容忽视的法治风险：下放主体不适格、承接能力较弱、权责不清、缺乏配备机制都是各地方权力下放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应当明确配置权力、完善承接能力体制、建立下放执法配套机制、构建后续监督与评估制度,保障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制度沿着法治轨道运行。     

乡镇改革:乡镇制度的重建——基于基层政权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视角

政权建设逻辑和乡镇所处的独特场域决定了乡镇改革是以县、乡、村治理体制衔接为出发点,围绕增强乡镇政权的合法性与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而展开的制度重建。提高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需要扩展乡镇政权的民意基础,改变乡镇政权的单一行政授权来源,建立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于一体的利益格局,从体制上确保乡镇政权既能维护乡村社会利益又能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提高乡镇政权运作的有效性,建立为农服务的服务型政权,最根本的是在对政府、社会与市场进行合理的职能分工和权力重组的基础上提高乡镇政权的行政调控能力。     

基层治理的规模约束——以浙江省乡镇撤并改革为例

在将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宏观制度作为相对恒定的外生变量前提下,治理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影响治理绩效的两个核心变量。浙江省乡镇撤并改革后基层治理困境及其原因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从自然维度还是职能维度来看,规模的不合理扩张都会对治理的绩效水平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提升主体的治理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这种负面影响。未来一段时间,既要通过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性确保将乡镇规模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更要以规模调整为契机推动乡镇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转型升级,从职能转变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提高基层治理的绩效水平。     

乡(镇)村关系视阈中“村务公开”的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村务公开”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基层社会乡村(镇)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基层权力体制、基层民主和乡(镇)村财政体制以及传统的“乡土文化”对“村务公开”的影响。破解“村务公开”的困境在于扩大基层民主自治范围和层次,建立乡(镇)民委员会的自治组织,进行“乡镇社区”治理。     

半专业化群众组织与合作治理——以S镇林业管理工作为中心的考察

在强调基层治理规范化、制度化的同时,不能忽视合作治理的重要意义。S镇的林业管理工作经验表明,由于规范化、制度化的乡镇林业管理体制不能有效地回应集体经济弱化的影响、林业管理工作环境具有复杂性、林业管理对工作人员素质有特定要求等因素,致使林业管理工作在乡镇和村庄两个层面出现了动员乏力的困境。以半专业化群众组织为表现形式的合作治理实践弥补了乡镇林业管理体制在动员能力上的不足,消解了乡镇林业管理工作的动员困境。基于S镇的林业管理工作实践,在行政体制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凸显合作治理的重要作用,重视合作治理对于基层治理的塑造。     

嵊州市改革创新乡镇治理模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嵊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精神,牢牢抓住改革这个关键,立足实际,及早谋划,积极创新乡镇治理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2013年12月正式在黄泽镇、仙岩镇开展了创新试点工作,通过完善乡镇职能、整合干部资源、改革行政架构和运作模式,切实提高乡镇治理水平。改革的动因 上级精神明确方向。推进乡镇治理模式创新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又强调指出“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乡镇是最基层一级政权组织,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从乡镇抓起是关键之举。同时,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明确：“县（市、区）有关部门派驻乡镇站所干部的日常管理原则上以乡镇为主。整合充实基层一线执法力量,整合行政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和执法力量下沉”。推进乡镇治理模式创新,也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需要,是践行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载体,创造性地将群众路线的精髓融入到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中,从而不断优化乡镇党委领导方式,强化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增强乡镇党委政府对社会发展的管理和服务能力。     

论乡镇人大与村民自治的衔接

根据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乡、民族乡、镇(以下统称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居于最高地位;而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     

论中国乡镇改革25年

我国乡镇改革25年可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至1985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体制, 1986年至1989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行“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进行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进行“费改税”和乡镇机构改革。下一步乡镇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乡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乡镇体制改革初探

对于乡镇体制如何改革,各级政府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1)强化乡镇体制。要求县政权简政放权,改变乡镇条块分割状况,提高效率。(2)弱化乡镇体制。实行撤乡并镇,达到乡镇社区自治。当前乡镇改革的着重点应在转变职能、改变乡镇财政制度、事权与财权一致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