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是否被显性化——以新刑诉法第151条第1款为基础论证诱惑侦查的合法化问题

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是否将诱惑侦查行为合法化的问题,学界存在不同认识。对于该条第1款的"不得诱使他人犯罪",应当理解为禁止"犯意诱发型",而对"机会提供型"进行了法律授权。这样解释不仅符合法律解释的方法、法理学和实体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契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因此,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已将诱惑侦查这一长期存在的"潜规则"显性化。     

诱惑侦查研究

诱惑侦查,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从法律原则角度看,“机会提供型”基本上是合法合理的,而“犯意诱发型”则可能引起诸多违法后果,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很有必要从学理上对诱惑侦查进行透析,通过法律的规制,明确诱惑侦查的适用条件,建立健全诱惑侦查程序控制和监督机制,落实对违法侦查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逐步把我国的诱惑侦查纳入法律的运行轨道。     

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诱惑侦查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在使用,但是我国的法律对此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因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理论界习惯于将诱惑侦查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借以认定诱惑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但是这种"两分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多缺陷。在对国外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立法和实务中应当以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综合审查法作为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的标准。     

我国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诱惑侦查常带有欺骗性、诱导性,其所获证据往往通过引诱、欺骗的方法间接获取,因而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和其所获证据的证据能力一度受到质疑。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权衡下,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有限合法化。我国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应采取主客观混合标准。合法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具有证据能力,违法的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并应参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排除。     

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行为非犯罪化问题研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之所以在今天还被中外广泛运用,自然有其存在的空间与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存在的空间与存在的必要性就是任何一种具有合理性但尚未被立法确认的侦查手段成为合法侦查手段的基础。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行为不仅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而且其主观方面没有犯意存在的余地,客观方面也没有社会危害性,因此,应被视为一种具有积极价值且阻却违法性的正当化事由来对待。     

论诱惑侦查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司法应用

目前,诱惑侦查在我国侦查实践中已客观存在,在经济犯罪侦查中,"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具有合法性.为了防止执法机关滥用诱惑侦查而对公民法益造成侵害,应当对诱惑侦查加以规制,明确诱惑侦查的主体、客体、主客观要素,并建立严格的诱惑侦查审批手续,同时从监督机制上加以规制.     

关于诱惑侦查诸问题之探讨

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及其他参与侦查活动的人员通过诱惑性方式诱使某人实施犯罪行为或促使犯罪行为暴露的一种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有多种分类方法 ,较为流行的是将其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罪诱发型”两类。诱惑侦查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使用 ,但也可能被违法地使用 ,因此 ,不宜笼统地将其视为非法而予以排斥 ,但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和制约。将诱惑侦查限定在无被害人案件 ,似乎范围过窄。诱惑侦查只能针对已有犯罪意图并正在寻机作案或可能继续犯罪的人采用。由于诱惑侦查适用的案件类型较为多样 ,所以其策略方法也是灵活多样的。     

诱惑侦查之犯意引诱认定标准研究

法院对诱惑侦查案件是否存在犯意引诱的认定过于笼统、单一,根据被告人与诱惑侦查人员首次接触前、首次接触时、首次接触后三个阶段的行为表现,以及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方式和强度进行判断的方法,仍然是属于兼采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判断方法.为更好地处理诱惑侦查问题,应借鉴证据的证明标准,将犯意引诱的具体认定标准分为直接标准和间接...     

诱惑侦查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诱惑侦查作为侦辑某些违法犯罪的一种有效手段被越来越多地采用，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诱惑侦查的大量运用也带来了一些无法回避的法律问题，成为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对运用诱惑侦查如何进行法律规制，诱惑侦查的被诱或者应承担刑事责任以及诱惑者的刑事责任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我国诱惑侦查相关制度的反思与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的侦查手段尚缺乏法律的规制,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对于我国侦查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从美国和日本两国诱惑侦查相关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可以看出,现代法治国家在努力寻求打击犯罪时侦查权的扩张与保障人权时侦查权的规制之间的平衡。基于从价值、操作层面对诱惑侦查的评价,应以规制诱惑侦查中特殊侦查手段与秘密力量的使用为着眼点,确立我国诱惑侦查事前、事中与事后的相关规制制度。     

论犯罪学的恐怖犯罪概念

“恐怖主义”、“暴力恐怖犯罪”等概念不应是犯罪学研究的概念范畴 ,“恐怖犯罪”概念才能更准确地体现犯罪学的学科特点。在这个概念体系下 ,恐怖犯罪的内涵既不同于恐怖主义 ,也不同于刑法上的恐怖活动 ;它与一般暴力犯罪的区别在于犯罪目标的不确定性和制造出了恐怖心理或恐怖气氛 ;恐怖犯罪的目的可以是多元化的 ,政治性不是恐怖犯罪的本质特征 ;恐怖犯罪既可以是集团、组织、团体实施的 ,也可以是个人实施的。     

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威及认定

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大要件：一、犯罪客体是公民个人信息的隐秘权；二、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三、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四、主观方面是故意的，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还应严格把握罪与非罪以及与他罪的界限。     

对不同动机特征类型的犯罪心理研究（下）

在渐变型动机犯罪心理活动支配下,行为人的犯罪活动通常会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犯罪行为特征。1、蓄意实施犯罪行为的预谋性。由于渐变型动机驱动犯罪行为发生时间较长,行为人的主观状态能动性强,心理与物质准备充分,计划相对比较周密,往往会表现出很高的预谋性。再发渐变型动机驱动下的犯罪行为,尽管相对而言发动的时间明显缩短,但由于经历的丰富、技能的提高,犯罪的预谋性比较而言却更强了。2、犯罪行为方式、手段的多样化。由于经历了充分预谋,在物质上和心理上作了精心的准备,相应的犯罪行为方式与手段也会表现出多样性和狡诈性的行为特…     

关于日本实施的试验观察——日本社区防止青少年犯罪的实例

试验观察制度是由家庭法院来实施的,它是一种可以充分保障少年自由权的制度。不法少年在试验观察期间可以反省自己的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周围的人和谐相处,尽量在观察期间表现良好来得到观察员的认可,从而达到回归社会的目的。     

卧底警察陷害教唆可罚性探讨

为了破获案件卧底警察实施陷害教唆,包括唆使他人实施未遂的犯罪,唆使既遂但尚未完成的犯罪,唆使犯罪既遂且完成的犯罪.卧底警察实施不同的陷害教唆诱使他人犯罪,由于其行为不符合教唆犯的主客观条件因而不具有可罚性,不能构成刑法上的教唆犯.     

司法实践中诈骗罪的理解与认定

我国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是取得型侵犯财产犯罪中犯罪率较高的一种.在司法实践中,对诈骗罪的理解与认定,应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结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作出正确的判断,把握诈骗罪的基本结构模式.诈骗罪以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为前提;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的目的是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使其基于错误认识作出处分财产的行为.诈骗犯罪的本质要素是使相对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     

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环节若干问题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一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精神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文与关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一方针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精神一直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本文结合检察工作实际,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检察环节的角度出发,探讨依法保护、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着力体现检察环节人性、文明的司法关怀,充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浅析意大利的洗钱犯罪

洗钱是现代社会越来越普及的一种经济类型犯罪 ,也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洗钱犯罪对社会影响巨大。由于受地域等因素的制约 ,洗钱理论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为了有效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 ,需要构建抑制系统和预防系统 ,意大利在该方面的措施非常成功 ,为我国打击洗钱犯罪提供了可鉴性参考。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传统刑事司法是“报应性”司法，片面强调惩罚犯罪，没能切实关注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和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通过“恢复性”刑事司法理念的影响，能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利、矫正犯罪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我国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片面共犯能否纳入共同犯罪之我见——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说

片面共犯能否在我国刑法制度中得到肯定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根据刑法第25条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必然是否定片面共犯。然应从“共犯”中“共同”的本质入手,突破原有法条所形成的思维禁锢,从犯罪构成要件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将片面共犯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纳入共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