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权力演绎中的身体境遇——论福柯的现代性诊断

福柯将规训权力视为一种针对身体的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规范化训练是其核心。规训权力的演绎经历了作为"公共景观"和权威展示的酷刑、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惩罚以及知识、话语共同构筑的规训三个阶段。规训权力控制身体的技术策略包括空间分配、活动编码、时间安排、力量组合、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由此导致"全景敞视主义"的兴起和"规训社会"的形成。规训权力理论是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柯建构了"权力—身体—知识"的三维关系,以此作为权力分析的基础;福柯的现代性的诊断,意在关注现代性进程中的身体境遇,以探寻人的自由、解放之路;并为当代身体社会学、空间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预防权力腐败的制度安排

社会资本理论关于行为者在社会资本运作过程中如何运用社会网络中资源获取个人利益的分析,能准确的说明权力是如何资本化,公共权力的掌握者是如何腐败的具体过程。权力腐败是腐败问题的核心,也是公共权力掌握者以权谋私,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社会资本理论有利于从根源找出预防权力腐败发生的制度困境以及科学预防的制度安排,具有建设性意义。     

从合法性到有效性：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政党运用和驾驭公共权力有效治国理政的过程，既是政党与国家、社会互动过程，又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过程。一个把合法性建构在有效性基础之上的政党，能够将国家全面引向符合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方向上。近代政党政治的演进逻辑表明，一个完成自身现代化使命的政党必然是一个执政有效性的政党。因此，建立一个与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相适应的政党治理体制，增强政党执政有效性，对于实现政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尤为重要。     

公共性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

现代性批判和反思是当前理论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域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盛行、人的主体性膨胀、社会理性分裂等西方现代性问题予以前瞻性揭示与批判，并指出解决方案只能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扬弃了西方现代性内在的资本逻辑，以引导“公共人”成长来发扬人民主体性，其内含的公共理性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使其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有着本质差异，这为我们反思西方现代性以及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力量。     

首届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课题调查报告

<正>"治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在国际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新概念。它所对应的英文单词是Governance,翻译成"治理"。国家治理,是相对国家政治基本制度安排而言,主要指国家在基本权力安排既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国家权力运行合法、顺畅、高效与得到社会认同的问题。国家治理的过程,就在于充分动员国家各个方面的力量,以多元共治激发国家权力体系、社会组织体系与市场结构体系的活力,并且促使三方积极互动,以便实现国家治理的预期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衡量标准     

公权力异化新形式及其根源

<正>改革发展到今天,排斥制度创新的理论观念与在改革过程中仰仗公共权力或资源而获得既得利益的部门和群体,业已结成互为奥援的"利益共同体"公权力递延是当前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危害极大的新的权力异化形式,公共权力的家族化、裙带化、集团化,从根本上偏离了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权力由人民授权的法则,加剧了民众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破坏或边缘化了正当制度和正义程序形形色色的公权力异化现象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时期,公共权力异化表现出数量急剧增多、形式更加多样和社会危害更大的特点,公权力"不公"主要有三类表现。     

话语的力量——以现代性为例

就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力量的强度而言,现代性是一种话语。它建构了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建构了社会关系和自我框架。殖民话语和权力话语,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相当程度上就是为现代性话语塑造的过程。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制度与权力走向

公共管理模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公共组织运用公共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运行方式。从范式的演进路径看,公共管理模式大体经历了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工业社会的管理型和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等模式。从制度、权力走向的政治学层面剖析,公共管理模式嬗变是在价值选择流变中对官僚制这一制度根柢的修补和纠错,是公共权力返还于本源的过程。从制度和权力走向特征看,在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中,我国政府选择主动反应式的社会设计模式,将公众价值观纳入政府偏好,并以冲突解决为公共管理模式变革的导向,合乎社会发展逻辑。     

政风建设必须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政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思想教育是基础,为政风建设提供科学的价值理念支撑和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制度建设是保证,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可以加强对政府公职人员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从内在思想和外在保证两方面约束政府公职人员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加强和改进政风建设的关键。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

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产权实施、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意识形态引导五个方面进行落实,并且它们有机互动、互相协调。从"结构—过程"的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与"过程性"制度运行,塑造出国家自主性建设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确保国家自主性处在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状态",从而确保国家治理效能处于"强状态"。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根本特征是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形成的"结构—过程"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有力推动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试论政府权力理性化

现代民主政府应是理性化的政府,其根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即政府公共地、理性地使用所获得的公共权力,把这种由人民主权所委托的治权资源高效而公正地用于公共管理、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权力理性化是政府权力世俗化、制度化与民主化、政府现代化的基础,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价值的公共化、权力配置的合理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化和权力行使的责任化。政府权力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政府权力资源的获得、安排、使用、监督等一系列公共治理活动中逐步彰显公共理性精神、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科学与和谐发展的过程。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性思考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影响良好的制度安排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经济行为中的交易成本,形成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还可以保证公民分享发展所带来的福祉,减少不平等和歧视。一般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进程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产业革命化、市场国际化、社会现代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六化"同步过程[1]。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一般并无制度障碍,政府既无"城市偏好"也无"乡村歧视",人口、产业向城市的集中大多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完成。而在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来说,制度供给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     

推进政策普惠 构建和谐社会——浅议“十二五”期间红河州民政事业发展

推进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是现代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探索建立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就是要积极稳妥地扩大社会福利制度覆盖范围,实现社会救助从兜底保障逐步向提升社会公共福利水平延伸;从临时性、分散性、救急性逐步向整体制度安排、规范管理的目标迈进。     

政府水环境治理责任：发生逻辑、缺失行为及其制度回应

良好的水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最富竞争力的战略资源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有责任履行由法律和社会所赋予的职能和义务,也就是维护好社会公共利益和确保公共产品安全,这是政府的本质决定的,也是政府的合法性所要求的。但现实中有些政府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滞后性、失灵性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存在思想认识"异化"、责任履行"错位"、处理方式"缺位"等责任缺失的行为表现。重新审视政府水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构建和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制度、水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水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制度以及水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责任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责任落实,对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对警察权的操控——从制度规则与行政伦理视角分析

警察权是国家依法赋予警察从事公务活动的公共权力。由于警察工作的特性,警察权不但具有一般公共权力的特性,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由公安行政工作性质决定的强制性。预防警察权力的滥用问题,一直是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问题。加强制度设计工作,建立一整套的规范体系是预防警察权力滥用的重要途径。人们关于制度设计的理论预设、公共选择理论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同时加强公安行政伦理建设也是不易忽视的问题。制度规则设计和行政伦理安排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陷入制度崇拜。     

严惩滥用权力 守好六权治本最后一道关口

<正>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得出结论:凡有权力者都易滥用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严惩滥用权力就是要遏制公共权力"癌变"和腐败形势蔓延。制度不能形同虚设,必须严惩滥用权力,但凡"权力出笼子,就让人进笼子",驱动公共权力回归制度和法制正轨,这也是维护法治权威性的兜底策略。从量变到质变规律看,以权力滥用是否违反法律为界限,一方面主要有为官不为、为政不廉及公权乱用等纪律、作风范畴的问题,如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     

学术前沿

<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许耀桐刘祺在《理论探索》2014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由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大致经历了管制(传统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治理(治理现代化)三种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权力机制转型与伦理结构演变的相关性分析

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行程中,权力机制的转型无疑应是一关键性环节。因为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长的利益冲突、利益聚合,必然要涉及权力对资源的分配问题。而权力对资源的分配程式又要受制于大众文化——心理结构,其中伦理结构是最深层的制约因素。所以,关于权力机制转型与伦理结构演进的相关性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层变动会大有裨益。     

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建设构想

现代社会公共权力的运行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共权力的扩张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公共权力的不合理增长及一定程度的失控却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促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并进入攻坚阶段的社会发展关键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继续推进,如何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权力制约机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所谓权力制约,就是公共权力所有者运用民主与法制手段,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对公共权力行使者进行一定的限制与约束。能否建立行之有效的公共权力制约机制,事…     

侦查现代化论纲

侦查现代化是一个传统型侦查制度向现代型侦查制度转型和进化的历史过程,其根本精神要旨在于侦查程序制度的理性化。作为法制现代化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侦查现代化研究通常有类型学、西方化、多元化三种范式。侦查现代化评价标准的导出语境是现代性理论有关理性精神的探索,作为现代性精神枢纽的三种理性历史范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交往理性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侦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提出了各自的实证性标准要求。结合社会进化所提出的以目的为取向的回应型法律发展目标,侦查现代化的基本趋向将是一条回应社会、以实现社会秩序、安全和自由为方向的进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