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久视，死而不亡——试论老子的生死观

老子之“道”，其内容涵盖了他对生死本质的认识，生死价值实践观和生死之超越的思想。老子对生死问题的重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对待生死的认识上，老子有一种自然的生死观、辩证的生死观，在生死的价值实践上，老子信奉返朴归真的养生之道，追求长生久视的精神境界。老子还认为如果人的精神与自然之道融为一体，就能摆脱死亡对生命的限制性。老子的生死观对现代社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老子的为官之道及和谐社会思想

和谐是科学发展观得以实现的前提,也是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老子《道德经》中就有丰富的和谐社会思想。老子认为,和谐社会主要取决于执政者。如果执政者能具有"道"的品质,实现无为而治,并能得到百姓信赖和拥护,那么社会就必然走向和谐。老子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为君之道

王夫之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君道政治思想,惜乎前人多不察。三代圣王之道是为船山心目中理想的君道典范,包括取天下以道、扶进人才、能安敢言者和从容调御几个方面。三代以下君主之治道当效法三代之王道,并因时损益和斟酌,君主之政治品格、知人之哲、用人之道、纳谏之道、辱大臣为辱国及立嫡与豫教并行等是为君主理政之道,即为君之道。王道在本质内容上仍然属于君道。王夫之之重视为君之道,一来在于他仍未走出"圣君贤相"之政治理想,二来是为将来社会提供治道之借鉴,"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孔、老同“道”

孔子、老子作为儒、道两大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的思想对我国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和老子皆论述了"道"这一概念,并且孔、老之"道"最后是发展到了殊途同归的境地。     

试论《老子》的“变易”观念

就变易思想而言,《老子》上承《易经》,下启《易传》,是中国传统变易观念形成的重要环节。《老子》认为,生生不息是世界存在的形式,反、复、复归是事物变易的模式,道之动是事物变易的动力。这些认识已上升为理性的思考,但老子哲学的基本立场不可能揭示变易的真正动力,这也为后来《易传》对变易思想的进一步阐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老子贵柔思想对现代人的启示

对于老子的贵柔思想,要放在先秦中和之道的观念下来理解,而不能就某个章节断章取义。老子要超越的是人们价值判断对道的整体性的分割。其思想的真正意蕴是在阐述一种内圣外王的哲学,通过对善恶等价值两极的超越而得到完整认识,进而成就社会和人生的价值。     

论《老子想尔注》之“生道”思想

＂生道＂思想是道教关于长生成仙之说的一系列理论建构的总称。早期道教经典《老子想尔注》在阐释老子《道德经》的基础上,主张＂生＂、＂道＂合一,赋予＂道＂以＂精＂、＂气＂、＂神＂等更加丰富的内容,并提出＂太上老君＂的概念,奉行＂信道守诫＂的宗教戒律思想,力证道教长生成仙之可能性与可行性,最终使老子自然之＂道＂转变为宗教神学化的长生久视之＂道＂,为道教生命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苏氏蜀学的儒学思想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是宋代著名文学家,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蜀学在当时独树一帜。他们的思想儒、释、道兼容,其中儒学思想占有重要地位。苏洵重视圣人之道与"机权"的关系,苏轼从仁、礼的角度研究儒学,苏辙以"圣人之道,不求为异"为核心,探讨儒学经典。他们学说的主要特征,就是重视圣人之道与人情的关系。     

论老子的道

道是道家思想的主题。老子的《道德经》就是关于道本身的专门论述。老子所说的道并非是具体个别的此道或者彼道,而是道自身。老子标明了道与存在的关系、道与思想的关系、道与语言的关系。正是在这三重关系中,道将自身作为自身揭示出来。《道德经》在论说道的同时,也批判了道的对立面:无道和非道。无道和非道是对于道的否定。遵道而行就是要否定无道而肯定道。     

《道德经》之“道”辨析

《道德经》是一部有着宏伟完整思想体系的智慧之作，它以其特有的视角，探究了万物的本原、宇宙的形成、国家的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的哲学和政治问题。“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最高概念，也是老子哲学中最为根本的概念，要了解老子的思想及影响，必须首先探讨《道德经》之“道”，揭示老子“道”的深刻内涵。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莫把"政疾"当"政绩"

自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以来,学界、政界以至社会各界,对“政绩观”错位带来的种种弊病与不良后果普遍引起关注,莫让“政绩”成“政疾”的呼声日盛。但是,人们对那种公开以“政疾”冒充“政绩”,功过混淆、鱼目混珠的现象,却至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有必要大声疾呼:莫把“政疾”当“政绩”。“政绩”与“政疾”本来是两码事“,为政者”所取得的成功为“绩”,存在的问题为“疾”,两者不该混淆。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明明是“政疾”的东西,摇身一变,冠冕堂皇地成了“政绩”。例如,有些地方盲目决策,乱上项目,劳民伤财,造成…     

感受"另类"

当我们把城市中的一切都变成游戏的时候，突然发现“另类”可爱。“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当一个物件的分类不好归位时，人们常常叫它“另类”。的确，音乐评论人实在无法将臧天朔的《老玉米》归入哪一类？通俗，民谣，还是ROCK？那些崇尚伟哥的男人们扯着嗓子在歌厅里一路狂吼：“要有一副好身体，就请你吃老玉米……”似乎唱出了阳刚。“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另类”前卫，而“时尚”大众。“另类”并非时尚，但可以变为时尚。面对传媒一…     

论"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领导核心.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既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更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是相一致的.     

“七一”讲话中的若干“第一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严格的概念性表述.第一次提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次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第一次提出,全党同志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一次点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一次提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且要坚持其"科学精神".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应当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准.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第一次提出新形势下应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并重申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第一次系统提出我们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从"原则"规定走向"制度"建设

"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是党员的一项基本权利,<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作了制度性规定,使这项权利由原则走向制度迈开了第一步.然而,要建立完善的罢免撤换制度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与研究,即罢免或撤换的主体与对象;罢免或撤换的依据;受理机构与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