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性别差异

本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应用教育性别平衡指数分析了当前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中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动趋势。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状况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但男性的受教育程度依然显著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差别越大。文章分析了不同教育阶段所存在的不同程度的性别不平衡问题,并对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教育性别平衡指标进行了比较。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中的性别差异--以厦门市流动妇女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和在厦滞留时间相关,与年龄、婚姻状况和在外打工年数无关。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性别单独进行分析,考察性别如何作用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妇女工资收入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从而得出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是解决收入性别差异的关键。     

影响女性职业抱负的因素分析

影响女性职业抱负的因素包括性别、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女性所受教育在工作中的收益、女性受教育程度、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我国应积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扩大女性入学率,在职业教育中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对贫困女学生进行政策倾斜。     

人力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基于长沙市的实证调查

人力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偏低,且受人力资本的显著影响。对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声望有着显著影响的有性别、年龄和政治面貌;对职业收入水平有着显著影响的有年龄、文化程度和来源地;对职业稳定性有着显著影响的有年龄和务工年限;对职业发展机会有着显著影响的有政治面貌和文化程度。建立一整套中国特色的青年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是提升青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质量的关键。     

政府信任对基本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 ——基于CGSS(2015)的实证研究

民众凭借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建立"政府信任",随后在"政府信任"的基础上自发的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基于上述观点,使用CGSS(2015)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发现"政府信任"对参保"基本养老保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利用虚拟变量构造变截距、变斜率模型,发现收入对基本养老保险具有非线性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因变量存在"正U型"影响。使用"潜分类模型(LCM)"分子样本回归做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显著成立。     

影响女性职业抱负的因素分析

影响女性职业抱负的因素包括性别、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女性所受教育在工作中的收益、女性受教育程度、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我国应积极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扩大女性入学率,在职业教育中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对贫困女学生进行政策倾斜。     

老年人口养老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预设生活能够自理和生活不能够自理两种情形下,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实证研究表明,当预期生活可以自理时,老年人期望独居的比例最高;当预期生活不能够自理时,希望到机构养老和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均提高。此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儿女数量、养老保险、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等均对老年人口的养老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     

夫妻教育匹配对婚姻关系质量的影响研究

现代社会中,教育匹配已成为婚姻关系建构的重要原则,其影响已超过传统婚姻文化中的"门当户对"。夫妻教育匹配程度提高是否有助于改善婚姻质量、促进婚姻关系的和谐稳定?针对这一问题,文章使用1990-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考察了20世纪末以来中国已婚夫妇的教育匹配特征对婚姻关系和谐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相当有助于双方对婚姻关系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与之相比,夫妻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双方感知的婚姻和谐性具有不同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方认为其婚姻不和谐的可能性增大,其自报夫妻融洽的可能性较低、表示遭受过婚内暴力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方则相反。这种差异性可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异质婚中男女双方的婚姻效用。因此,理解和推动整个社会婚姻关系稳定与健康发展,应当正视不同教育匹配现象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农村地区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分析--以河北承德农村地区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母亲对子女表现的利他程度、母亲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教育投资费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文化程度高且在家庭地位高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要大于父亲,因此,提高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对改善农村教育、改变农村落后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教育投资费用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成反向关系,收入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民族地区市民化进程中残疾人教育水平的城市层次影响研究——以赣东北、赣南民族地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赣东北、赣南民族地区选取1253位畲族残疾人为样本,研究发现我国残疾人受教育程度在个体层次中的残疾类型、家庭可支配收入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中有将近百分之十的影响是由于城市层次影响所致,不同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供给品类、方式、程度都极大地影响了残疾人受教育水平,民族地区应建立残疾人教育服务"精准供给"制度体系;系统思维,多方合作,协同推进残疾人教育发展。     

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对多主题CQT心理测试影响的研究

本文探讨在心理测武中,受测人的教育程度不同对测试结果的影响。以118名在重庆生活工作的正常人群为样本（男性92人,女性26人）．采用系统测试法对被测人进行模拟案件后进行心理测试结果证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对心理测试存在显著影响,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被测人心理测试总分升高,低文化组和高文化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区别性主题问题也存在随受教育程度的升高,分值升高的趋势,其中低文化组和高文化组存在显著差异;验证性主题问题从中低文化组到高文化组有分值升高的趋势。受测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多主题CQT心理测试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区别性主题问题的影响较大,容易出现假阳性现象,注意受测人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减少假阳性现象的出现。     

基于印尼青年华人中文姓名的社会语言学考察

姓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现象,是社会成员个体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印尼华人中文姓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性别差异性,与同时代的中国人相比具有传统和保守的特点。印尼华人的姓氏以"陈、黄、林"最多,反映出与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密切关系;双字名优势和用字的性别倾向性表明了中国传统宗族和性别观念对印尼华人的影响;姓名高频用字的集中使重名问题较为突出,表现出印尼华人社团和个体价值观的趋同。在性别和时代因素两个参量上,前者对印尼华人中文姓名的影响比后者更为显著。     

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现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公正性是其本质要求,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应以"实质的平等"为追求目标,注重对弱者的保护。社会性别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或方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对于改善女性地位、调整原有的性别利益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DC乡的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发现存在着决策层中女性的势单言轻、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以及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却忽略了两性的公正,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追求。而要推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进程,需要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     

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选择:来自体制与父代的影响

本文运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采用职业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流动情况。运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二项logit和多项mlogit模型分析发现,教育程度、阅读习惯和工作的自主程度几乎都具有显著影响。加入体制因素后发现,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成为创意阶层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在体制外,农业户口、工作年限越长的男性更有可能成为创意阶层。此外,父亲的职业地位对体制内的子代能否成为创意阶层具有显著影响。母亲的职业地位虽然没有显著影响,但通过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体制外的子代的职业选择。     

中国农村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全国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年全国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描述了农村女性与城镇女性和农村男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差异,并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释农村女性性别意识的理论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自己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本村和外村人际交往以及社团参与情况对农村女性性别意识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加快农村女性性别意识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妇女自身的教育素质和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从社区和社会层面拓宽农村女性的社会交往。     

皖北地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利用2009年在安徽省利辛县进行的"‘80后’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生育目的、生育时间、生育性别、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五个方面来分析"80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发现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双重性,既包括了一些现代因素,又尚未完全摆脱掉传统文化的束缚。性别、户籍、父母的生育行为和外出经历等因素都会对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移民二代歧视感知与社会融入研究

我国作为非传统国际移民国家,随着移民二代在我国的成长,未来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本文利用普林斯顿大学主持的"移民儿童追踪调查(1991-2006)",将研究聚焦于移民二代的融入适应过程。研究发现主观的歧视感知会对移民二代的移入国身份认同有显著负向影响。进而发现,移民二代的身份认同和歧视感知对于其成长期间的学业成绩有显著影响,感知到歧视的移民儿童学业成绩更差;倾向于移入国的身份则有利于其学业成绩。歧视感知对于移民二代的受教育年限没有显著影响,但会通过身份认同影响移民儿童成年后的受教育获得。本文对国内农民工二代和非移民国家的移民二代融入等问题提供借鉴。     

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分析——基于天津市的调查

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对社会主体推动两性社会性别平等、改善两性社会关系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文章在对社会性别平等认知概念、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影响理论模型,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天津市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家庭状况、社会参与对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认知影响显著;职业状况变量作为个人特征、家庭状况和社会参与的中介变量对高层次人才社会性别平等认知影响显著。     

青年志愿者组织认同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公益组织为例

在ERG需求层次理论和组织认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设计了影响青年志愿者对组织认同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并通过对广州公益组织中的青年志愿者进行问卷调查来证实与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年龄、生存需求和个人发展需求对青年志愿者的组织认同不存在显著影响。内部影响因素中,受教育水平、个人关系需求满足程度影响着青年志愿者对组织的认同。外部影响因素中的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状况对组织认同不存在明显差异,而组织内部关系以及组织评价对组织认同存在显著影响。     

幸福感和社会公平认知对二孩意愿的影响

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在家庭发展内生力和家庭发展外动力的基础上探讨父母幸福感和社会公平认知对二孩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年龄越大二孩的意愿也就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二孩的意愿越高,家庭收入水平与二孩意愿成反比;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会提高二孩意愿,而社会保障则会降低二孩意愿;幸福感越高的家庭二孩意愿更强烈,认为社会越公平的人生二孩的意愿越低。而在分性别和户口类别讨论后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女性越不愿意生二孩,一孩如果是男孩,农村女性和非农村男性更希望要二胎,一孩如果是女孩则农村男性和非农村女性更希望要二胎。房产状况对非农男性的影响更明显。医疗卫生保障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显著为负,而对于非农村家庭则显著为正。劳动就业对女性二孩的意愿影响更大,农村女性的影响为负,对非农村女性的影响显著为正。社会公平的认知也是对女性作用更多,农村女性认为社会越公平则会趋向于生二孩,非农村女性认为社会越公平则会推迟生育二孩。一般说来幸福感越高的家庭生二孩的意愿更强烈,而城市男性越幸福就会追求稳定,二孩意愿较低。最后,从家庭发展内生力,家庭发展动力,幸福感和社会公平的认知等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