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下的主动型侦查模式研究

侦查模式是侦查的最一般路由,侦查人员借助其对案件侦查形成基本的工作思路.当前犯罪出现了动态化、智能化、组织化的异化现象,处于基础性地位的反应型侦查模式在应对犯罪异化时遇到了困难.本文研究反应型侦查向主动型侦查转型的相关问题,借助了大数据对于行为、事件的预测功能扩展了原有的主动型侦查模式适用的外延范围并厘清了其在适用时所要解决的与反应型侦查所不同的法律问题.     

浅谈限制法在破案中的运用

限制法在侦查实践中用来确定侦查范围，一个概念经过一次或若干次限制后，它适用的范围就将明显地缩小，于是适用这个新概念的对象也就自然减少了。在侦查工作中，侦查范围越小越好，查证对象越少越好，而概念的限制方法，正好满足侦查工作这一要求。     

“主动型”侦控方案执行中的隐私权关注及应对

为增强阵地控制效果,沈阳警方某基层单位将惯偷个人资料予以公示,引发了公众和舆论的争议.增强刑侦基础工作实效、提高侦控方案的预防吓阻功效、传统管人旨趣的手段创新等都可能是警方采取公示做法的行为动因.隐私权作为重要的人权范畴,侦查手段适用中理应兼顾并尊重隐私权,这是“主动型”侦控方案①执行的价值原点之一.在信息化侦查时代,刑侦基础业务创新必须考量人权信息化现象带来的诸多挑战,尊重并保护侦查对象的个人隐私.     

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范及其适用研究

研究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范体系及其具体内容，结合侦查工作实践，探讨如何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工作中面临的新问题。文章在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界定基础上，对侦查人员在技术侦查措施使用中的作用和态度予以明确，然后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范进行了全面梳理，重点研究了技术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案件范围、执行主体、审批、证据的收集与运用等问题。     

论刑事免责制度在侦查中的构建

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反侦查行为的表现、特点及对策

反侦查行为,是指在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进行自我保护而针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侦查措施所采取的对抗性行为。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和科技进步的条件下,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一、制造假象的手段不断翻新。二、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化。三、暴力性、恐怖性反侦查手段增多。四、权力性反侦查行为突出。五、杀人灭口,丢卒保车。六、利用虚假身份作案,逃避打击。七、作案后潜逃境外。对此公安机关必须采取以下有效措施:一、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反侦查现象,努力提高侦查水平和攻坚能力。二、加强侦查专业队伍建设。三、用现代科技武装侦查队伍。四、加强同境外司法机关的警务合作。五、重视和加强对反侦查理论的研究。     

贞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对侦查行为可诉性原理的阐释，进而论证了外国侦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范围、程序、制裁方式等。就范围而言，针对所有的侦查行为都应适用；就程序而言。包括司法审查与授权程序、司法救济程序；就制裁方式而言，包括诉讼行为无效、非法证据排除、终止诉讼等三方面。最后提出建构我国侦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设想．亦包括我国侦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范围和程序两个方面。     

认识“侦查事实”与证明“侦查事实”之甄别——“历史真相”隐喻对确立“回应型侦查模式”理论基址的启示

我国理论界有回应型侦查模式与主动型侦查模式的论断,但长期以来对两种模式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其理论基址却鲜有研究。与历史调查中搜集史料证据以建构＂历史真相＂的路线相一致,回应型侦查的行为逻辑是认识与证明案件这一＂历史真相＂,它表征了＂侦查事实＂的向度、宽度、精度和容度。在回应型侦查活动中,认识＂侦查事实＂和证明＂侦查事实＂是一对既具有相合点、又具有不合点的问题,历史哲学的理论范式为辨析其中的不合点提供了一种方法和工具。研究回应型侦查模式的理论基址有助于侦查学理论本体性的重构。     

侦查实验问题研究

侦查实验作为一项侦查措施,具有其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我国刑诉法修正后,侦查实验笔录被确定为法定的八类证据之一,在侦查实践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目前侦查实验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适用主体、适用对象、程序性和结果性规定需要完善,侦查实验笔录的法律效力以及监督制约需要明确。     

论贿赂案件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侦查赂贿案件行之有效的手段。在适用诱惑侦查时,其范围应严格限定于有证据证明的严重受贿行为,其对象应是很可能因同一事件或其他事件继续受贿的犯罪嫌疑人,其证据条件则是缺少相关物证书证或"第三方证据"。可以从人、物和环境三方面来设置侦查诱饵,由此设计行动方案、创造侦查条件、确定合理行贿理由、实施贿赂交易、荻取监控证据。从而,利用诱惑侦查之结果,通过监听、搜查、调查和审讯等秘密的或公开的侦查措施,全面查清侦查对象的受贿事实。     

侦查实验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与完善

侦查实验作为一项侦查措施,在侦破案件中具有重要作用。新刑诉法明确将侦查实验笔录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日益凸显的重要性。但是,从现有规定来看,我国仍然缺乏对侦查实验科学、合理、详细的规定,如侦查实验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条件不明确,程序规范性不足,实践操作混乱,侦查实验笔录的审查判断缺失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侦查实验在刑事司法中准确认定事实、有效打击犯罪和保障无辜的作用。应当从程序公正、充分发挥其科学证据作用的基本立场出发,完善相关规定,包括明确适用主体、适用条件、适用对象,规定具体详细的实践操作程序,建立见证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制度,健全侦查实验结果的审查监督机制,实现全程录音录像。     

贿赂犯罪案件诱惑侦查之适用

诱惑侦查是侦查贿赂案件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其极可能被政治利用作为政治打击手段,国内外学者倾向于否定其在贿赂案件中的适用。应该说,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是把双刃剑,在侦查贿赂案件中,有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同时也必须对其适用的类型、限度、对象、程序以及救济措施等方面进行法律规制,以限制其负面作用。     

新刑诉法之刑事和解制度在经济犯罪侦查阶段的适用研究

依据新刑诉法厘清适用刑事和解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是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依法办案的内在要求。经侦部门要防止把刑事和解等同于调解结案;任意扩大适用的经济犯罪案件范围;以刑事和解之名行还钱、交钱放人之实以及以刑事和解代替侦查取证等错误做法。从司法上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确定刑事和解的赔偿范围和计算办法;细化双方当事人的行为要求;完善刑事和解的运行机制;出台执行刑事和解的操作指引;在侦查阶段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财产情况的证据收集。从立法上增加适用刑事和解的经济犯罪类型;明确规定新刑诉法第277条规定的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后免除犯罪嫌疑人监禁刑;增加刑事和解的排除适用情形;增加自诉转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关于诱惑侦查诸问题之探讨

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及其他参与侦查活动的人员通过诱惑性方式诱使某人实施犯罪行为或促使犯罪行为暴露的一种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有多种分类方法 ,较为流行的是将其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罪诱发型”两类。诱惑侦查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使用 ,但也可能被违法地使用 ,因此 ,不宜笼统地将其视为非法而予以排斥 ,但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和制约。将诱惑侦查限定在无被害人案件 ,似乎范围过窄。诱惑侦查只能针对已有犯罪意图并正在寻机作案或可能继续犯罪的人采用。由于诱惑侦查适用的案件类型较为多样 ,所以其策略方法也是灵活多样的。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适用研究

刑事和解是对刑罚目的与功能理性反思的产物,是与传统报应思想不同的积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提倡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的当下,刑事和解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刑事和解是否可以在侦查阶段适用是刑事法学者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赋予侦查机关对轻微案件的刑事和解权,这与侦查机关调查事实、惩治犯罪的侦查职能并不矛盾。刑事和解既然已经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侦查机关需要科学领会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和解的范围、模式、条件、程序以及监督与救济等几个方面认真把握,并在实践中细化落实。     

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机制之完善——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谈起

强制性侦查措施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违法适用或者不当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极大的损害。为了促进侦查机关正当适用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机关应强化对强制性侦查措施法律监督的职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权,但相关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非强制侦查手段之一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学界更多的是关注这一侦查手段合法性的研究与争论 ,较少有人关注实施诱惑侦查的具体法律规制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侦查实践中非常重要 ,有必要规范和制订诱惑侦查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侦查主体和审批程序以及诱惑侦查使用不当的法律后果。     

诱惑侦查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司法应用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手段之一,是侦查智慧和谋略的体现,但在我国经济犯罪侦查 中,它没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了有效地打击经济犯罪,我国应当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规范,在 程序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主体、范围、对象和效力,在实体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法律责任,以利于 诱惑侦查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网络犯罪侦查取证的正当性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侦查的特点之一就是案件的线索和证据都具有虚拟性的特点,这就导致了取证虽然只是网络犯罪侦查的一个环节,但其作用和涵盖的范围却涵摄侦查的整体过程。网络犯罪侦查取证对象的变迁,电子数据不确定性对手段和目的带来的新要求,以及网络线索扩线的特殊意义,导致了实践中任意性侦查行为与强制性侦查行为相互交融、案外第三人诉讼权利保障缺失等问题。为了回应网络犯罪取证程序的现实困境,应对网络犯罪取证行为进行动态规制,除了严格规制手段和目的外,还应注重程序入口方面比例原则和数据收集最小化原则的适用,以及取证行为的动态规制。     

信用卡犯罪常见实务问题探析

基层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在办案中经常遇到信用卡诈骗罪不够追诉标准如何处理、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范围如何确定、恶意透支期限如何起算、有效催收方式和催收送达如何理解、持卡人使用多张信用卡套现资金如何处理等常见实务问题,通过刑法学理论对上述问题的法律适用进行阐述,对于拓宽侦查视野、有效打击银行卡犯罪将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