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贩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第三方机制及其实现

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机制介入政府摊贩治理行动的研究以浙江新埭镇摊贩治理行动为个案,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支撑,从社会组织功能视角探究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及实现路径。治理政策倡导、利益整合与利益实现、矛盾化解以及促进有序治理结构的生成是社会组织协同政府进行摊贩治理的功能体现。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反思,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开展公共管理的长效机制要从社会治理空间让渡、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培育公共精神等方面加以实现。     

论协同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发展趋向

协同治理是全球化时代,由跨越组织、部门和空间边界的公共部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或个人相互协调合作,共同解决棘手公共问题的整个过程,可以从政策制定过程、构建良善关系和善治实现方式的维度对其内涵进行阐释。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策略,协同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通过鼓励公民参与使新兴民主得以巩固、衰退型民主能够复兴,并通过多元协同提升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协同治理是对现实治理难题的回应,在产生、达成与运行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特有的实践取向;而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的协同治理在理论探讨还落后于实践,需要在内涵的本质属性、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以及运行机制的内在机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卷首语

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公民社会的逐渐兴起,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提供上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将非政府组织引入公共管理格局,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独特优势,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举措。相对而言,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受制于体制机制的约束,与数字城市社会治理的需求相比,亟待拓展活动空间,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文化引领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研究北大核心SSCI

当今世界文化传播呈现多元化特征。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保持一个城市公共空间的自有文化,在城市治理体系中充分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将文化的思维贯穿于公共空间治理政策的方方面面,用文化促进城市发展转型中经济、生态、科学技术、人文历史等多方面资源的整合,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治理中形成“区域—城市—城区—社区”四个层面之间的整体与局部的协调,最终通过治理的顶层设计,对城市自身文化的挖掘、引导、运用和创新,促进城市完善自身核心定位,从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形象,优化城市居住环境,提升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是文化引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有效路径。     

协同视角下的区域公共治理:契机选择与政策供给

协同是区域公共治理的重要理念之一。区域公共治理的效果与治理契机的选择相关,也与政策供给的模式相关。协同视角下区域公共治理的契机可分为设定契机和选定契机两种。设定契机对应铲雪式治理模式,选定契机对应拔草式治理模式。借鉴欧盟治理的五种政策模式框架,在协同视角下,区域公共治理政策供给模式可分为相互影响、政府协商、等级压力、共同决策和多速整合五种类型。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日本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例

当今社会中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较之以往,当代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危害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强,单一部门的治理模式有着适应性不足的困境,协同治理逐渐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话题。而我国对于协同治理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理应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一些成功的治理经验。日本是现代型发达国家,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积累了很多危机治理的经验,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公共危机治理体制。本文以"东日本大地震"为案例,仔细分析与研究了日本在公共危机下各方协同治理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并总结概括了对我国协同治理的一些启示,希望能对我国危机治理提供参考。     

市域地摊空间发展逻辑与展望——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

市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治理层级，多元主体价值诉求彰显城市空间治理的多维挑战。地摊空间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复杂场域，存在与发展凸现城市治理能力与水平。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框定秩序建构、日常生活、尺度重组分析框架，对地摊空间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资本与权力“联姻”主导空间生产，建构排斥摊贩存在的空间秩序，不断异化日常生活。摊贩群体诉诸多种策略进行权利争夺、寻找空间机会。城市治理者与摊贩的互动与调适，呈现模糊与平衡治理表征。疫情发生后地摊经济的活跃带来空间尺度重组，城市治理者的尺度下推与摊贩的尺度上推相对而行，地摊空间不断彰显城市人本底色。城市空间治理要把空间正义作为重要价值准则，更新城市治理理念，注重摊贩空间权利维护与发展。     

深入推进城市公共空间治理

<正>开展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是加强城市管理、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增强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宿迁市全面开展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为此建议：一、坚持规划引领，不断优化空间布局充分发挥规划龙头作用，科学引导和调控公共空间治理。一是健全完善规划体系。围绕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治理、高品质生活目标定位，     

论协同治理视阈下多元善治与正和博弈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公共治理就开始成为整个学界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的治理学说中,＂善治＂一说最具代表性。在和谐社会协同治理视阈环境下,多元治理主体摒弃零和博弈,达成了互动合作的正和博弈关系。我国协同治理范式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作为公共生活治理主体,是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互助共赢的基础上谋求具有善治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新局面。     

青年群体的信仰迷失与回归:私人生活空间视角

青年信仰的形成与其私人生活状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作为一种空间实践,私人生活则与媒介关系紧密。以媒介为中介所建构的交往空间往往成为私人生活呈现的重要场域,并通过培育个人主体性及其公共素养,进而生成稳定的社会信仰。青年信仰同样如此,其私人生活于媒介空间的演变构成信仰嬗变的重要因素。数字化媒介时代的到来,青年私人生活成为象征性交换对象,陷入透明化与私密化困境,这导致当下青年信仰的迷失。与此同时,青年私人生活变化同样蕴含着新的公共性建构因子,亦即通过陌生性交往衍生出来的差异性经验认同、互助行动等公共生活契机,背后突显青年信仰的重构路径。     

老旧小区改造中协同治理的模式比较研究——基于对北京市3个治理案例的考察

社区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载体，对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物理性设施老旧亟待改造更新和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双重压力之下，对老旧小区改造中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以社团结构和行动秩序两个维度对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协同治理机制进行分解重构，阐释老旧小区改造中多元主体参与实践的协同机制和实际效果。实地研究发现：一是现阶段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相对滞后于物理性的工程改造；二是老旧小区改造中存在代理型、同构型和合作型三种型式并存的现象且三种模式在改造成效上存在差异；三是理想化的协同治理应是建立于参与力量之间实现互信共利的基础之上，但由于改造更新的差异，协同团队成员易于受到短期市场利益的诱导和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并应朝向融合型协同治理发展。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下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危机频发时期,但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应对危机,构建一个由政府主导,第三部门、媒体、企业和公民多元参与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框架是必然趋势。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与媒体成了公众心中两大权威,参照协同治理理论,从理念、实践和法制三个维度构建政府与媒体协同治理关系,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治理。     

协同学语境下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创新探讨

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已具雏形,但处于"粗放"状态,形式主义比较严重,应急反应结构单一,"条条"与"块块"分割,难以形成整体的协同效应。要打破各地为阵、自成体系的格局,既强化危机时中央政府的统一决断权,又保证平时组织机构正常的分权运作,同时调动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应对,就必须创新公共危机管理模式。为此,本文根据协同学的科学原理,尝试性地提出构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的主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界定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概念,揭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特征、结构与层次,探究构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的路径。     

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与法治治理研究

气候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及治理实践中出现的"公地悲剧"促使中国政府进行气候政策反省以及理念更新。将于2018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为中国应对气候的变化以及环境治理提供了新际遇。基于我国的体制安排和现状考量,决策层应以区域合作以及协同治理作为气候治理两大抓手,以法治建设为契机,形成多层网络治理模式,以突围气候治理中遭遇的"瓶颈",从而在气候治理上有所作为。各地方主体应摒弃"碎片化"的治理方案,以开阔的视野走上更为积极、主动、科学、灵活的府际协同治理路径。     

空间治理:城市治理新视角

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强空间治理体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近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要求,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发挥好城市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作用。加强空间治理是当前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以空间作为治理的切入点,有利于推动整个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达到城市善治。在长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各种问题,如城市结构失衡、城市空间生产异化、城市认同危机、城市空间秩序混乱和城市政治参与单一等,从城市空间治理角度来认识和处理,是非常     

打开公共空间 直通群众心间

<正>公共空间,是指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公共使用的空间,包括除了私人空间外的一切非排他性空间。近两年来,邳州市把开展公共空间治理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打开公共空间,直通群众心间,城乡环境明显改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党群干群关系亲密和谐,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相统一的综合效益,高度契合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界面治理:拆分、交互与重构——一项基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府际关系的探索性研究北大核心SSCI

跨域生态环境治理是公共治理与府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以黄河流域为研究范本,以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及界面治理为理论依据,结合“结构-过程”模型建构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从结构维度与过程维度剖析治理界面的交互过程与交互逻辑,呈现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界面治理的全景。研究发现,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的治理界面由纵向、横向及斜向三种治理界面共同组成;府际关系是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的核心要素,对治理结构、界面交互的形成与演变有重要影响。当前,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为纵向“权威干预”动能驱动,以横向界面协同推进为主、斜向界面分工合作为补充的治理范式,仍带有一定的等级权威式属地治理色彩,需从治理结构、交互逻辑、目标整合等方面实现对跨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界面治理的路径重构。     

中国小区演进与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小区"作为在一定区域内、具有相对独立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的居民住宅区,是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的空间载体和协同单元之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