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任何政权执政地位的巩固,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力执政合法性的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最初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为自身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六十余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地位的实质是执政合法性问题.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发生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使党失去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执政合法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提出政党的执政地位应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个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越广泛,其执政的合法性就越强.     

依宪执政方略选择的必然性及其制度化构建探幽

执政合法性问题是自国家诞生以来,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从传统神权政治的兴衰到社会契约论支持下的人民认可,从历史功绩的追溯到新时期依宪执政方略的提出,这种穿梭于历史与当下的分析,深刻说明着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对于执政者是否拥有执政正当性休戚相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依宪执政理念的进一步阐发,对党如何执政这个重大问题指明方向的同时,事实上也提出了客观要求:党要以宪法思维指导依宪执政,要以宪法允许的方式及程序执政,要依靠宪法拓展执政合法性渊源,要全面推崇宪法政治。总之,党应遵循宪法精神来治国理政。     

苏共瓦解的教训及启示

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掌握国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苏共,在执政74年之后竟然在朝夕之间不但丢掉政权,而且自身也土崩瓦解了,确实令人深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的衰败不是短时期内形成的。就执政党的建设而言,归根到底在于它逐步丧失了领导苏联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能力,逐步丧失了领导苏联人民进行深入改革的能力,也逐步丧失了苏联人民的信任,而这一切,又都是苏共长期党的自身建设不     

共产党执政要防止先进性资源流失

在根本意义上说,共产党从成立到发展都离不开先进性资源,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自身的先进性,赢得了群众并夺取了政权,取得了执政地位和诸多合法性资源的.可以说这是对共产党先进性资源的肯定和认可.但党在取得了执政权力,获得了相应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后,其先进性资源在总体上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继续加强先进性建设,就可能出现先进性资源的减量或流失,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挑战和冲击.党是否具有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不是在流失或丧失,其判断、检验、衡量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对于执政党来说,抓住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     

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对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领导权的核心问题是执掌国家政权,离开了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就会丧失党的执政地位。同样,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     

政治文明视野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理念变迁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执政的基础和前提。在人类政治文明中,政治权力合法性理念经历了从天命论到人民主权的变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这一基础的体现。因此,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在根本上促进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     

核心是正确决策

回顾历史,能够清晰地看到,执政者的执政地位是靠自己的决策正确支撑的。决策正确,符合社会进步的大方向,适应人民的需要,人民群众就拥护你,你就能够继续执政。如果执政者的决策老是出错,特别是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出错,那么最终会失去人心,动摇执政基础。因此,提高执政能力,归根结底是提高执政者的决策能力。那么,党在执政过程中怎样才能有效提高决策能力,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呢?     

党执政成效的内涵及特征论析

执政成效是指执政党执掌政权后,在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在党执政理念指导下,利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执政资源,选取适当的执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执政成效是衡量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是执政党功能发挥的直接体现,是党获取执政合法性的根本途径。执政成效具有综合性、价值取向性、社会性、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动态性和客观性等特征。     

论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统一性

依法执政的内容;一是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二是执政过程中执政党将民众意识上升为国家法律,通过国家法律控制政府,属执政者的能力体现.两者都必须依靠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同时,依法执政的能力体现又是推进整个民主发展的动力.认识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的统一性,且着眼于世界范围的整体认识,更好地把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建设目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