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治理民间秘密教门法律政策及措施研究

民间秘密教门问题是清代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清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法律政策和措施进行治理。顺治皇帝时期,沿袭了大明律中的有关规定,对秘密教门予以严厉禁止、镇压;康熙、雍正时期,采取了与民休息、区别对待的政策,对所谓“邪教”查拿、处理比较宽松;乾隆时期,清政府在处理所谓“邪教”案时,仍注意把握分寸,但不久就转为从严从重惩治的政策;嘉庆时期,清政府采取了按律严罚、双管齐下的慎重政策;道光中期至同治时期,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清政府却并未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对镇压“邪教”的政策加以调整;直到光绪时期,才在个别地区,对某些教派的处置作了少许调整。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与根治邪教

活跃于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秘密教门和当代邪教大多以医疗作为吸引民众的切入点，以其医疗功用来赢得民众的信仰。通过提供医疗手段，建立、发展成为某种“教派”或“功法”组织。一些教首利用民众对组织的信任而为个人牟取经济利益，进行经济犯罪，进而社会犯罪，直至最后政治犯罪，危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危及社会秩序，从而蜕变为“邪教”。这是邪教演化的一般规律。明清时期中国像欧洲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传染病高发期，由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慢性痢疾等疾病导致了高死亡率。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医疗机构基本上还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     

《三教应劫总观通书》再探——兼与李世瑜先生商榷

《三教应劫总观通书》是清代清茶门教的重要经典。由于该部宝卷宣扬“弥勒佛降在王姓家内”和“反清复明”的宗教思想与政治主张，因而引发了嘉庆年间震惊朝野的清茶门教“邪教”大案。从此，《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也随着清政府的严厉查禁，只能潜藏民间，长期不为外界所知。20世纪90年代中叶，李世瑜先生在民间发现了该部宝卷的手抄本，并撰文向学界介绍。本文依据李先生整理后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铅印本，对该部宝卷进行再探，并就某些观点，与李先生商榷。     

现阶段农村邪教活动研究报告

貌似宗教而实非宗教的实体性组织，如“门徒会”、“全范围教会”、“呼喊派”、“新约教会”、“观音法门”、“天父儿女”等十多种邪教，在我国大多数省市，主要在广大农村，都有发现。邪教能蒙骗农民群众，既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因现阶段农民有一定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需求。邪教利用世俗化的“传教”手法，也是其得以蔓延的原因。西方社会邪教的发展过程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治理邪教应帮助群众区分宗教和邪教，并满足群众正常的宗教信仰要求；应加强地方基层组织建设，并揭露邪教的丑恶真相；应严密控制境外邪教组织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必须贯彻党的农村政策，把农村的事情办好。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妇女观——对《血湖宝卷》的释读

《血湖宝卷》是秘密教门中专门供女教徒诵念的宝卷,体现出秘密教门对妇女的要求和态度.女性向来是“宗教”中不容忽视的徒众,在明清秘密教门中亦然.本文通过对《血湖宝卷》的释读,将其中所展现的妇女观与正统社会中儒释道三教加以比较,揭示出其共通性.     

邪教组织“被立王”案

邪教组织“被立王”案是1995年侦破的一起重大邪教案件，也是查禁取缔邪教斗争中的成功案例之一。邪教组织“被立王”是由原邪教组织“呼喊派”骨干吴杨明于1988年创立的。吴扬明，男，1945年生，初中文化，安徽省颖上县人。1983年加入‘呼喊派”，1987年在领上等地建立非法聚会点七个，发展信徒1000多人。因利用邪教从事非法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88年9月，吴杨明刑满释放后，歪曲利用《圣经·路加福音》中“被立”一词，自称“被立王”，另立一派，以安徽阜阳、江苏徐州为中心，发展信徒，扩大组织。他们宣称：“世界末日就要到来…     

从邪教的特点看“法轮功”的反动本质

“法轮功”是当代出现的彻头彻尾的邪教。自我国政府明令取缔“法轮功”组织以来，各界人士对其性质和毒害已作了广泛深入的揭露批判。笔者在这里主要对邪教的特点作些分析，以便人们进一步认清其邪恶本质。 一、宣扬“末劫”，诱人“入教避劫”。古今中外，无论何种邪教，都毫无例外地宣扬世界“末劫”，而邪教是“末劫”中的“诺亚方舟”，以便引人“入教避劫”。“末劫”是个可怕的世界，或者亦地千里，洪水滔天，瘟疫遍地；或者草木枯萎，五谷不收，禽兽横行；或者人类互相残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邪教宣称，要避免陷入这可怕的人间…     

狙击七类危害食品安全渎职犯罪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单位要重点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违法为不符合食品安全生产条件的公司企业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滥用公司监管职责的渎职犯罪”；“对重点线索和案件，市检察院反渎职局将派员跟踪督办”；     

2009年热点法制事件扫描

通过对2009年热点法制事件的扫描，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时代的烙印：“躲猫猫”“70码”“钓鱼执法”等事件告诉人们，信息公开透明对政府公信力是何等重要；对于查办贪官、重庆打黑、足坛查赌等大事件，人们坚信法治中国必然是朗朗乾坤；在邓玉姣、梁丽等案件中，我们又能看到法律、道德、情理的平衡：周久耕案件和“艾滋女”事件，     

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

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     

“色情陪侍”活动屡禁不止的原因与防治措施

美容娱乐场所“色情陪侍”活动屡禁不止的原因：场所总量失控，档次过高，需求失衡；打击缺乏针对性；转包频繁，歇业、破产增多，业主及从业服务人员不稳定性增加；高投入与低回报的矛盾诱使经营者不惜以牺牲社会效益来换取局部经济利益；多头管理，无法形成社会控防合力；立法滞后。整治思考：完善对美容娱乐场所的管理控制机制；完善查禁法律、法规；强化打击力度；提高社会公众的自控能力和自我防范意识。     

切实写好求实篇

今年以来，我们民政局对全市41个乡（镇）、街道4472名在乡复员军人和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定补情况进行了全面复核。复核采取“一对”、“二看”、“三查”伊方法进行的。“一对”，就是把原享受定补人员的走到证、复员证、立功证集中起来，与原享受定补人员登无底册相对照，准确掌握每个人的入伍时间、立功情况核定实有定补人数；“二看”，就是对有疑点的人员，亲自到家中验证，看其是否继续享受定补；“三查”，就是查乡（镇）、街道每月报帐传票，查当地派出所注销死〔名册，查各乡（镇）、街道火比名单，最后确定应享受定补的人员。经反复…     

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 驱散“法轮功”邪教阴霾

“法轮功”是地地道道的邪教。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与“法轮功”邪教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和长期性，运用各种舆论工具，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用先进的文化思想驱散“法轮功”邪教的阴霾。 第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支柱，失去了理想信念，就会产生信仰危机，思想空虚，对人生失去信心。一部分“法轮功”练习者正是由于失去理想信念而转向对“法轮功”的痴迷的。我们应该通过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及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让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去。…     

1949-2009年台湾历史上的六月

六月一日 1961年6月1日，台当局开始查禁流行歌曲。 台湾“戒严”时代的1949年、1961年、1975年，当局曾3次大规模查禁流行歌曲。1950年，台当局“新闻局”召开“台湾省歌曲影剧书刊审核查禁委员会”第七次联席会后，即宣布将122首歌曲列入禁歌。此次查禁的歌曲多半被视为“黄色歌曲”．且多以上海传进的流行歌曲为主。     

采取有效措施 肃清“法轮功”流毒

农历除夕， 7名“法轮功”痴迷者在李洪志的妖言蛊惑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其中 1人死亡、 4人严重烧伤。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进一步暴露了“法轮功”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教本质，也充分说明了我们与“法轮功”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为此，我建议： 一、充分认识“法轮功”邪教的危害性。邪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法轮功”是典型的邪教，李洪志一伙叫嚣“升天圆满”、“忍无可忍”，毒害控制受蒙骗群众，罪恶累累。对极少数继续串连、策划、闹事的顽固分子，我们要依法坚决打击；对受蒙骗的群众，我们要继…     

看“法轮”转出邪教的魔影

说“法轮功”是邪教，也许有人不相信。邪教可是“与国际恐怖主义同样可怕”的人类不醒之噩梦，“法轮功”真如邪教的梦辰一般让人惊魂不定吗？如果把“法轮功”与邪教放在一起来个“大比拼”，结论就会不言自明了。教主崇拜专家说邪教的第一大特征是教主崇拜，信徒唯教主是从，不惜为教主而生而死。北美州有一个膜拜UFO的邪教团体─—“天堂之门”，信徒们都相信教主爱泼怀特和他的妻子是天外来客，会把他们带往天国。爱泼怀特说，为了进入他所许诺的天国，“天堂之门”的信徒不仅要放弃“家庭、感情、私欲、人也甚至如果需要的活放弃你…     

乾隆朝治理“邪教”对策研究

乾隆间，邪教活跃，政府的对策日趋严厉。首先，把邪教案件由普通性犯罪上升为政治犯罪，依反逆律重处；其次，改变过去案发才查拿的做法，要求各级官府平时积极主动查访缉拿，一旦案发，则要求严索穷追，严刑重惩；第三，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强化社会控制，构建预防邪教犯罪的机制。严厉的邪教对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对策过于严厉偏激，失之康熙朝的宽仁和雍正朝的稳健，这使乾隆朝治理邪教的实践充满血腥和暴力，结果不但没能有效控制邪教，反而造成社会恐慌，诱发多次邪教起事。     

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作者认为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改土归流的重点不在土司地区，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贵州的改土归流任务：一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和土目；二是调整疆界，归并事权；三是开辟“苗 疆”，设官建制。其重点在于将广大“苗疆”土地赋税和人民，直接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从“渐进”到“跨越”--重读马克思东方共产主义理论

关于东方社会如何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在中青年与晚年时期各有不同的理论旨趣。中青年时期马克思是持“渐进”的理论观，晚年则是持“跨越”的理论观。相对于其“渐进”理论，“跨越”理论是粗线条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晚年“跨越”理论的发展．考察马克思东方共产主义理论，既不能过分夸大“跨越”理论的作用而贬低其“渐进”理论成果，也不能拿他“渐进”理论成果去谤毁其“跨越”理论的意义。     

南昌市开展“三二一”战役的经验

１９９９年３月，南昌市公安局为了解决治安突出问题，开展了以“三打”──打击带黑社会性质的涉枪团伙犯罪、打击盗窃犯罪。打击经济犯罪，“两查”──查禁赌博违法犯罪活动、查禁毒品犯罪，“一加强”──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为重点的“三二一”战役，从而探索出了一种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新的公安工作模式，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刑事犯罪的上升势头，强化了治安管理，夯实了基层基础工作，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双改”工作的顺利进行，促进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同时，进一步争取了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