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观评析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创造性地构建了以晚期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吸收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范畴,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视"资本"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总体化力量;在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弹性"并深入分析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新特征的基础上,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在"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历史分期论视野中,把当代资本主义定位为"晚期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纯粹的形式,后现代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主导".     

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再认识是在解构西欧国家资本主义现象的基础上,立足苏俄建设实际生成的,涉及内涵、性质、实现形式、作用和地位.它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守正创新,巩固了新生苏俄政权,推进了苏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还为新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及其后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可以以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为理论支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为实践素材,驳斥肃清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论调.     

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辨析

近年来,流行于学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是一种误读和曲解。被视为这一理论的根据,则是所谓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提法。其实,马克思所说的不是"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轭形门"。在这两个不同提法的背后,是关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不同观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证明,"跨越发展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两制共存”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的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从而形成了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共处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发展离不开"两制共存"的总体历史背景.在长期的艰苦探索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建设既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也存在一些偏差.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探索的最新成果.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理论——兼论"中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马克思主义依据不同的社会集团对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制关系划分阶级的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阶级本质和阶级关系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工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正确分析"生产资料"和"所有制"范畴的演变,是我们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的关键。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理论,完全可以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着的阶级阶层的科学分析。     

改革题域的内在转换: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制度变迁与人文关怀——从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谈起

":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理论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镜像而对后发国家发展态势的探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发国家"后发优势"的实践呈现,而制度变迁与人文诉求既体现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与和谐性的吁求,又是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新拐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再次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质。如何尽快地使后发国家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同时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矛盾与问题的产生,是当前的理论与实践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本文从研究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理论出发,阐述了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分析和研究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继承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对"国家消亡"的反思

国家概念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家将会分阶段的消亡,资本主义国家的消亡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来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消亡是一个自行消失的过程。但从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来说,国家消亡的条件不可能实现。本文就国家不会消亡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渊源和演变

本文对"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渊源和演变作了翔实的剖析,并且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1)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不管是从革命角度还是从改良角度加以解释,它所主张或标榜的社会主义都是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制度.(2)这种思想并不是主张摒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们的一家之言,而是也受到主张保留这一概念的人们赞同的.后者实际上认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的工人运动已使那里的资本主义"改变成一种受到社会节制的、开明的和温驯的资本主义",而且认为从理论上讲也可以设想"有可能实现一种不再主要依靠剥削人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他们也不再主张从制度上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看法目前已成为西欧社会党人的共识.文章最后指出大致说来,从1990年起,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当进行追踪考察,到一定时候再对它在性质上的变化发展作出概括性论述.     

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与福利国家

许多学者认为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哲学辩护,对此罗尔斯的态度较为复杂:起初他对这类说法并无明确表态,保持了沉默(抑或默认),但到了80年代末期,他极力强调说,福利国家与"公平的正义"是有区别的,甚至是冲突的。罗尔斯的理论把正义当作"分配"的正义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一种思想把握或理论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是以一种高度抽象的理性建构形式做出的。虽然二者同属"新自由主义",具有某种相近之处,但是它们至少在基本理念上有所区别,据此,罗尔斯得出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是取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选择的结论。     

"腐败"分析与"教育恶化"的抑制

教育本该是公平公正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理应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接受国民教育的合法权利。然而,当腐败渗进教育领域后,教育的公平公正被打破了。教育寻租,即为某些分管教育和学校的管理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假以各种手段谋取个人的种种好处。如,子女入学,学历与职称的评定等等。这些已构成了近年来广大群众对教育腐败不满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教育寻租的表现形式及其来龙去脉究竟如何?本刊特邀4位专家对此进行理论分析,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讨论。——主诗人:任建英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

社会主义理想化模式试图通过否定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 ,塑造理想的道德人 ,其结果造成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误区和对人的自主性的束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经济人”的主体活力 ,却又在许多方面造成道德价值观的失落与困惑。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其目标在于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     

从"平等"、"社会性别"到"公民资格"--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转向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从资产阶级革命肇始,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女性主义理论伴随着社会运动与女性运动几经沉浮,日趋成熟.本文将在有限的篇幅里以不同时期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关切为主线,对其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力图勾勒出女性主义理论大体发展的脉络,以期对中国的女性研究有所借鉴和启发.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互动的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

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的互惠、互利、互制给现行大众传播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尽快营造良好的大众传播环境,制造"绿色"社会流行氛围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及社会发展之必须。而提高全民审美情趣,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把握传播、流行主流是实现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健康和谐互动互补的高境界。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实质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实质是对“人”的认识，即关于“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是着眼于“人际利益”还是“人态利益”、是否照顾到“代际利益”、是否承认“自然价值”、是立足于“整体利益”还是“局部利益”、是从“眼前利益”出发还是从“长远利益”出发等问题的争论。     

信息高地与信息洼地之理论猜想

我国情报主导警务改革近年来发展迅猛,江浙沪等地公安部门初步实现了跨区域信息共享,标志着我国第一个信息高地已经崛起。相比之下,那些情报主导警务改革进程缓慢的区域慢慢成为信息洼地。如果把犯罪比喻成流水,它从信息高地向信息洼地流淌的趋势,会随着信息高地与信息洼地之间落差的逐渐加大而越来越明显。因此,全国各地公安部门保持良好的协作机制,东西支援、大小城市联手、城乡结合是促进我国情报主导警务改革均衡发展的基本途径。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