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学习、践行和创新“枫桥经验”之思考——以绍兴市为例

公安机关要通过学习“枫桥经验”不断获取超越自我的能量．通过践行“枫桥经验”不断发挥其生命力，通过创新“枫桥经验”不断使公安工作成效更多地体现到促进社会和谐、惠及人民群众上来。     

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创新社会管理新机制——以诸暨市公安工作为视角

“枫桥经验”源于公安,根于群众,恒于创新.诸暨市公安局以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为己任,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工作动力,正确把握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创新机制、体制,把公安工作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维护稳定理念,创新基层维稳工作新机制,为助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尊重民意理念,创新民生警务工作新机制,全力提升公安工作的亲和力和满意度；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以人为本理念,创新执法管理工作新机制,全面践行执法为民增强公安公信力;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与时俱进理念,创新突出问题破解新机制,全面提升公安工作科学发展水平；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内外和谐理念,创新公安队伍建设新机制,大力加强公安机关自身能力建设,持之以恒地推动公安工作科学发展,为打造平安县域提供了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了“枫桥经验”的内涵,推动了“枫桥经验”的深化发展.     

“枫桥经验”是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法宝——五年来绍兴市探索实践“枫桥经验”调研报告

五年来，绍兴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新进展、新成效。集中体现在关注民情、改善民生、发展民主、保障民安、促进民和等方面。并从中得到“五个始终”的重要启示。绍兴市在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中，赋予“枫桥经验”以“发展为先，力促稳定；民生为上，力推和谐”的新的时代内涵，体现出民主性、社会性、制度性、辩证性、创新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在不断发展中破解一切涉稳问题；必须注重资源整合，在综合治理中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必须着眼基层基础，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取得实效；必须恪守民主法治，在依法治市中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在完善制度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基层公安机关“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之思考

当前,基层公安机关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把公安工作成效更多更直接地体现到促进和谐、惠及百姓上。要树立科学的思维观,采取和谐的办法,落实务实的措施,探索创新的路子,把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推进公安工作取得新发展新进步。     

深化海岛“铁桶工程”促进岛城社会和谐——记舟山市公安局定海区分局

舟山市公安局定海区分局牢固树立“两个最大”理念，创新机制．落实举措，不断深化具有海岛特色的“铁桶工程”打防控机制，全面推进队伍正规化建设，确保了岛城社会的和谐稳定，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为实化细化具体化“两个最大”理念提供强有力理论支撑

“两个最大”理念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省公安工作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和科学总结。全省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特别是公安理论研究工作者要在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两个最大”理念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理论研究工作,为实化、细化、具体化“两个最大”理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为此,一要敢于解放思想、着力理论创新,把公安理论研究工作置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来推进;二要善于统筹兼顾、致力实践难题,把公安理论研究工作摆在全省公安中心工作中来思考、来破解;三要勇于开拓进取、用力转化应用,把公安理论研究工作列入全省公安队伍建设内容中来部署、来落实。     

以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为引领 全面推进“和谐促进工程”的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部门以“枫桥经验”为引领，以“平安建设”为抓手，深入发动群众．创新工作方法。形成了众多地方特色浓郁、人民群众欢迎、主体广泛多元、形式灵活多样的和谐促进载体和工作机制，体现了“枫桥经验”的精髓，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体现了强化基层基础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专群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方针。全面推进“和谐促进工程”建设，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在整体设计上坚持系统化；二要强化工作责任，在管理机制上坚持网格化；三要尊重首创精神，在载体运用上坚持多样化；四要突出固本强基，在工作重心上坚持末端化：五要强化科技支撑，在防控体系上坚持信息化；六要落实政策支持，在工作保障上坚持常态化。     

公安机关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是件大事,是全省公安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省委十二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切实践行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和省公安厅党委“两个最大”理念的实际行动。公安机关做好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一要明确目标任务;二要体现公安特色;三要加强沟通联系。     

改革开放30年的“枫桥经验”

4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为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与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时期，“枫桥经验”在给“四类分子”摘帽中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全面改革开放时期，“枫桥经验”推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枫桥经验”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枫桥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为优化社会管理提供了新的范例。     

谈用“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指导公安行政行为

＂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实现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以人为本,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公安行政行为要以＂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为指导,在执法活动中要坚持＂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把＂爱群众如父母,视法律为生命,保平安尽天职＂作为执法活动的基本标准;要尽可能增加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及时告知行政执法当事人的各项权利,积极宣传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做法和程序;要特别注重一些所谓的小案件,包括一些小纠纷、小隐患和小信访的解决,做到矛盾纠纷早排查、早发现和早调解,有效预防这些＂小事＂向＂大事＂的转变。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莫把"政疾"当"政绩"

自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以来,学界、政界以至社会各界,对“政绩观”错位带来的种种弊病与不良后果普遍引起关注,莫让“政绩”成“政疾”的呼声日盛。但是,人们对那种公开以“政疾”冒充“政绩”,功过混淆、鱼目混珠的现象,却至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有必要大声疾呼:莫把“政疾”当“政绩”。“政绩”与“政疾”本来是两码事“,为政者”所取得的成功为“绩”,存在的问题为“疾”,两者不该混淆。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明明是“政疾”的东西,摇身一变,冠冕堂皇地成了“政绩”。例如,有些地方盲目决策,乱上项目,劳民伤财,造成…     

感受"另类"

当我们把城市中的一切都变成游戏的时候，突然发现“另类”可爱。“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当一个物件的分类不好归位时，人们常常叫它“另类”。的确，音乐评论人实在无法将臧天朔的《老玉米》归入哪一类？通俗，民谣，还是ROCK？那些崇尚伟哥的男人们扯着嗓子在歌厅里一路狂吼：“要有一副好身体，就请你吃老玉米……”似乎唱出了阳刚。“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另类”前卫，而“时尚”大众。“另类”并非时尚，但可以变为时尚。面对传媒一…     

论"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领导核心.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既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更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是相一致的.     

“七一”讲话中的若干“第一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严格的概念性表述.第一次提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次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第一次提出,全党同志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一次点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一次提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且要坚持其"科学精神".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应当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准.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第一次提出新形势下应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并重申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第一次系统提出我们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从"原则"规定走向"制度"建设

"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是党员的一项基本权利,<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作了制度性规定,使这项权利由原则走向制度迈开了第一步.然而,要建立完善的罢免撤换制度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与研究,即罢免或撤换的主体与对象;罢免或撤换的依据;受理机构与程序.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