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刻与并置:汉画叙事探赜

图像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媒介曾在人类历史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文字产生之后,图像的叙事作用虽然有所削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汉画像石图像以其独特的构图方式——把握“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展开构图与并置重要场景与事件的画面,在图像叙事中达到了一定的成就.我们不仅要关注汉画像石在艺术上的成就,同样要关注其在图像叙事上的成就.     

游戏与图像——略论赫伊津哈的两个命题

任何与游戏命题相关的研究都无法绕过赫伊津哈的“游戏论”,游戏论代表着文化批评的一种范式,作为对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该命题影响了无数学者,也是赫伊津哈的文化观念的集中代表.赫伊津哈的另一个命题是贯穿学术生涯的“历史图像”,这一命题召唤出了历史研究中以图像为基本论证要素的“图像证史”方法和理论,在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背景下,赫伊津哈的历史图像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因此,在赫伊津哈的诸多理论中,“文化游戏论”和“历史图像观”两个命题尤其值得深入探讨.     

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叙事学研究——读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

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叙事的范围并不囿于狭隘的小说领域,它的根茎伸向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国文化对巴蜀的影响

在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三国文化是最有活力，最具有雅俗共党特色的“亚文化”之一。若干年来，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文化”，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却往往有所不同，这里有必要略加阐释。我认为，人们对“三国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冶、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认为“…     

现代性历史的叙事学建构——以《走西口》为例

《走西口》是双重视域下对历史的现代性建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小叙事”穿插进行，多方位展现了走西口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对“仁义礼智信”进行了重新阐释、发展，形成现代核心价值观念；对儿女情的叙述颠覆了传统婚恋观，试图建构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性男女关系；对小人物的阐释更加理性，认为其不仅创造了英雄，而且创造了历史。《走西口》在传奇中塑造英雄形象，在儿女情长中叙述历史，在小人物的生存中体验命运，在走贾行商中讲述革命，提供了多角度、多元化的现代性解读文本，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建构后现代的文化政治--詹明信《政治无意识》的叙事理论

本文以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为背景,讨论詹明信《政治无意识》的叙事理论,认为“政治无意识”概念旨在解决叙事与历史的对立,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宏伟叙事重建合法性,建构后现代语境下激进的文化政治。     

刘丽芬 空间之上

正与那些关注社会事件、八卦新闻、娱乐时尚、历史叙事和“封神榜”座次的艺术家不同,刘丽芬看重的是自己真实的内心生活和与这种“内心生活”休戚与共、纠缠不休、令人烦恼的“肉身”。这样说来,有的人恐不以为然:难道还有与“内心生活”相分裂的肉身吗?回答是肯定的。自福柯宣称“人”的死亡以来,文化精神领域已经沦为符号帝国与话语银行。尤其是在所谓“当代艺术”的中国卖场中,品牌推广与行头走秀轮番登场表     

历史叙事的兴衰及理论论争

历史叙事写作在西方史学史中曾占据中心地位．但在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这一写作模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叙事体复兴的趋势，但相关争议远未结束。本文分析了历史叙事边缘化的理论背景：史学科学化对其“求真”“求规律”能力的质疑．并简析了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对历史叙事独特价值的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历史叙事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写作模式，可以与分析体的历史写作并行不悖。     

终结论之终结

“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的叙事中,暗含的寓意是指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式是惟一不可替代的模式,历史因此已发展到终点而宣告终结。这些终结论是与新的冷战思维、单向度的决定论以及文化帝国主义分不开的,充分暴露了他们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思想倾向。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元叙事,必将因新的历史事实而宣告自身的终结。     

论丝路审美文化的属性特征及其范式论意义

“丝路审美文化”广义上是指与丝路相关联、缘丝路而生发、因丝路而熔铸的,体现于物质、图像、文学、行为（活态）、创意等领域的现象和产品中的文化。在“丝绸之路”这个广袤深邃的历史地理空间中,审美文化的流通,构成了一个复杂宏大的“多元系统”,穿梭渗透于人类文化的各个分支,正会通集聚为知识生产和资本分配的新场域,以其“歧感共通性”“活态空间性”“熔铸生成性”“历史物质性”“事件流动性”和“融通生产性”等属性特征,在民心相通、人文化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发挥基础功能与枢纽作用。“丝路审美文化”是美学研究对象,也是涵摄了世界观、思想理论、方法手段和价值准则的,能对对象进行重构和系统“深描”的研究范式。     

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生成逻辑

文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文化只有历经“知识化”才能进入具体的实践领域，软实力是实践域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政党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展现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这种文化软实力与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具有内在逻辑。从政党文化概念的角度进行考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生成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走出“文化困境”的新式知识分子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逻辑起点；（2）政治冲突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实践逻辑；（3）“党建国家”模式的确立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历史逻辑。     

当代回忆录潮的兴起及其叙事范式研究

回忆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回忆录潮。从“虚构即美”到“真实即美”的转向,是回忆录潮产生的审美因素;政治性的社会运动,使回忆录成为了人们讨论公民身份本质的场所,此为其政治因素;而当代的资本化运作与商业化,推动了“回忆录工业”的繁荣,此乃其经济因素。在这三重因素的驱动下,回忆录发生了从名人叙事到无名叙事、从进步叙事到悲剧叙事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了回忆录的当代嬗变：在叙述主题上,文本从宏观的“政治—历史”层面脱离出来,更关注“升斗小民”的生存体验,苦难叙事成为回忆录潮中的叙事主流。在叙述体式上,大胆地开拓了回忆录的表达方式与创作媒介,产生了图像回忆录、实验性回忆录、动物回忆录等新型形式,形成了多媒介化、多主题化的特点,从而使回忆录演进为一个枝繁叶茂的文体谱系大家族。     

物的生命史与人的生活史

在“开放社会科学”之后，新的解释学转向与文学批评及历史分析领域之间的联系仍旧持续性地为社会科学家们所强调，女性、少数族群及其他在历史上被置于非西方地位的人群对社会科学能否解释他们的真实状况提出质疑，于是，与标榜普遍主义的传统宏大叙事风格相比，涉及个体“微观”生活经验的描述已然备受青睐。[1]聚焦个人经历及个性的生活史研究正是JanetHoskins人类学叙事的出发点。在《物与人生》（BiographicalObjeets：HowThingsTelltheStoriesofPeople’SLives）一书中，科迪人（Kodi）的生活是通过物与个体经验的连结而得到表达的，一方面揭示了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性别观念，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文化的共通性。JanetHoskins围绕与个体生活密不可分之物的种种遭遇，整理、组织出六个个案体历，以此凸显该区域内人的生活史与物的生命史之间的相关性。     

走向历史的记忆——新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新趋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记忆与回忆为主题的研究风气日渐兴起，发展为欧美学术界跨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流行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记忆理论，大多以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经典论述为源泉，并结合各国的学术传统及经验研究而批判性地发展起来。进入新世纪以后，这股“记忆之风”在中国学界和公共空间激起“发掘记忆，重构历史”的学术意识。在中国社会、历史及文化的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民间传说与历史记忆；社会记忆与乡土重建。记忆的历史研究，不应是“科学史学”的障碍；相反，它不仅拓展了通往“历史真实”的渠道，而且为认识人性之本相提供一种重要的路径。     

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差异与启示

近代以降，中日应对三次重大历史机遇的方式、领域和程度不同，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和结局亦不同。中国现代化进程长期落后于日本，其深层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因素的内在差异，表现为中国人的文化保守心态与日本人的文化开放心态、中国人的一元价值观模式和日本人的多元价值观模式、中国人的克己意识与日本人的自尊意识、中国人的宗族观念与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等方面。分析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机遇及文化差异，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成功迈向现代化道路，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对于实现全球化进程中的中日“文化自觉”、“文化竞争”与“文化认同”，可领悟到一系列有益的重要启示。     

“中心叙事”与“边缘叙事”的内在关系——解析托妮·莫里森作品《宠儿》

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的文学作品，因为其丰富的想象以及真挚的情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托妮一莫里森的文学作品《宠儿》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问世后就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作者在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创作手法来构建美国黑人的历史以及文化价值的提升，通过其《宠儿》这部文学作品展示出了美国黑人在过去所遭受到的奴役、歧视，这种有效的手段就形成了她自己所独特的叙事风格，本文拟从“中心叙事”与“边缘叙事”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和解读托妮·莫里森的文学作品《宠儿》。     

学报版式设计的原则与创新

刘复生在《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撰文指出。作为一项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工程，严格意义上的“主旋律”文化产生于199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经济调整的历史产物。在日渐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国家集合、利用多种政治、经济等体制资源，试图重新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建立“文化主导权”。作为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工程，     

同华之异：古代越南与朝鲜的华夷观比较

华夷观源于中国，作为传统东亚社会用于认知“自我”与“他者”的话语模式与叙事范式，伴随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化传播至古代越南与朝鲜两地，成为其提升自我中心性与文化优越感的策略表述。同属“中华文化圈”的越南、朝鲜，在相对迥异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动机下形成富有各自地域特色的“各华其华”观念与“小中华”思想。因此，通过比较古代越南、朝鲜华夷观的差异性，可以考察华夷观在传统东亚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复杂与多样的跨主体性，进而探研华夷观作为前近代东亚式民族主义思想源泉的发展理路及其影响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话语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建构

近代中国以民族危机开始，从被迫性接受到植入性嵌合、从外源性输入到内源性生成、从参与性学习到贡献性建构，文化现代性在中国进行了从自发到自觉并全面展开的现代化历史实践，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建立起了本质联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输入性文化变量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形成了具有“中国时间”和“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话语，不断更新和优化着中国文化和文明秩序，并以其奥趣题旨和宏大论域历史地渗透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生成与建构中，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的性质和言路在寻驿中择定，价值和使命在启蒙中自觉，路径和意义在建构中呈现。     

民族建构的限度——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的兴衰及其启示

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是民国时期的主流民族历史叙事模式。前者认为国内各族有着共同的血缘起源,后者认为各族已经同化成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中华民族。这两种民族话语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各族团结抗战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它们对国内各族的族际差异与自我认同缺乏包容性,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个更包容族裔差异的历史叙事模式,为现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表明,民族建构是有限度的,在民族建构过程中要对各族的多元差异给予尊重与包容。我们要探索与完善我国既有的“多元一体”民族建构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与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