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在中文写作中

本文以殖民地台湾新文学中文作家的文化想象形态为分析对象，探讨中文文本对特定文化对象的认知状况和认知态度，从中文写作的“日本想象”和“台湾想象”入手，考察想象重心的转移和想象形态的变化。“日本想象”从单一组织直接民族冲突的方式逐渐过渡到对殖民社会制度的质疑；“台湾想象”在悲苦民众形象之上增添了对民族性格和知识分子处境的反思。     

知识分子缺失精神家园吗——评阎连科的《风雅颂》

<风雅颂>中对以学院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都市的批判和传统乡村社会的赞美,是近年来知识分子批判思潮的文学表现,其思想动向值得思考.在知识分子自救的道路上,阎连科选择了回到乡村.在中国文学的书写传统中,乡村总是意味着诗意的存在,田园牧歌的美好,而都市却是邪恶的地方,是美好的对立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乡村书写非常发达,而城市书写却相对贫瘠的原因.当都市里受挫的知识分子彷徨徘徊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曾经养育了他们的、也是曾经被他们猛烈批判的乡村, "回家"便成了陷入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唯一的道路.     

日据末期《风月报》新旧文学论争述评——关于“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战

1941年前后台湾<风月报>上爆发的"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是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的延续."新文学"一方强调文学要有社会性、时代性以及表现真情实感,反对摹仿、做作;"旧文学"一方则更注重于艺术形式的完美和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反对承担社会使命.论争中鲁迅、胡适等的一再被提起以及注重时代性、社会性文学理念的契合,再次证明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五四新文学的密切渊源关系.而旧文学历经20年仍未被新文学所打垮,原因之一在于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固守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人民的文艺”与当代文学的现代性

第一次文代会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的解放区文艺宣称为"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因此,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当代文学必然是这样一种文学形态:它既不同于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流行的"五四"新文学,又有别于原生态传统民间文艺,它所实践的是一条非西方化现代性之路,担负着将为阶级语言所界定的"最广大的人民"组织进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之中的重任。"人民的文艺"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提出的,它决定了当代文学如何解决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阶级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以及有着怎样的现代性。     

日据时期的台湾抗争文学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抗日活动始于"九一八",全面抗日战争始于"七七事变",那么在台湾地区,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运动则于1895年就已开始。与此相应,反映这一斗争的文学创作也随之产生。从中文写作到日文写作早在日本侵略者占据台湾之初",台湾总督府学务部"就制定了《对于台湾教育方针》(1895年     

“十七年”文学中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

"十七年"文学中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与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及苏联文艺政策有着紧密联系。"十七年"时期,"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进入完全实践的阶段,产生了样本作家与作品。在"业"与"余"和"公"与"私"之间进行是非判断,是"十七年"期间文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培养、管理"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核心标准,而这一标准源自于对一种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对垒的想象。     

关于战后台湾文学史基础的研究(续)

被遗忘了的作家群像过去用日语写作的台湾作家虽然曾接受日本杂志社主办的文学奖,但是,还有一些作家被日本的文学史和文学辞典遗忘了。他们足日本统治时代或“旧殖民地时代”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作家。中国的文学史,过去也没有提过他们。其中有吴浊流(1900—1976),他写过一部以曾在台湾、中国大陆和日本三个地方生活过,最后又不能把灵魂安定在台湾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该书为《亚细亚的孤儿》(1946年原书名为     

中国古代思想对日本近代文豪谷崎润一郎的影响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巨匠,其作品早在民国时期就被田汉等人介绍到中国,是最早被中国所熟知的外国作家之一。谷崎从小接受汉学和西学教育,有着深厚的西学和汉学素养,是集和、汉、西学于一身的博学多才的日本近代作家。纵观他的创作生涯,他常通过文学形式诠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价值,这种思想价值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成了日本文化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作为新型知识分子的谷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文学演绎,不仅体现了传统和近代,亦体现了东洋与西洋的内在关联。谷崎只是日本近代作家的一个代表,近代日本文化人无不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关系正好佐证了中国古代哲学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1921年以前马克思学说在日本的传播——兼及中国的转译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经由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但是,人们对有关西方革命学说如何在当时的日本传播似乎尚不太明了。简单说来,1921年以前,马克思学说在日本的传播可分为四个时期:转介、翻译、低潮、重新繁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学说的深入接触,就是从中国流亡者和留学生,特别是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大规模转译日文有关论著开始的。     

试论日据时期台湾文坛的“幻影之人”翁闹——与郁达夫比较

本文一方面通过对翁闹和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个案比较研究,揭示出二者与日本文化的密切联系,探讨在日本特定场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情态及其作品中呈现出的"日本形象";另一方面力求揭示翁闹作为弱势族群和被殖民地作家无所皈依的创作心理,由此而产生的颓废意识和情绪书写,翁闹的文学创作典型地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台湾文学的另类叙事.     

伪满洲国校园文化背景中的女性新文学及其存在语境

本文通过伪满洲国时期女子校园刊物《萃文季刊》和官方综合性期刊《新满洲》的女学生新文学现象,阐释日本文化殖民对殖民地青年女性渗透和毒害的演进。"五四"新文化运动生发的追求平等、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新女性"观,在殖民主义奴化教育下异化为国家民族性质的"贤妻良母主义"。"贤妻良母主义"是战时体制下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日本"妇德"在伪满洲国的移植。摇篮期的殖民地女性文学在五四新思想的自由理念和殖民地"国民精神"等历史"酵素"的作用下,承载了沉重而复杂的精神向度,使满洲青年女性的精神趋向由"五四"新文化影响的个体本位转向了殖民地"家国"本位的历史变异。考察伪满洲国校园女性文学现象,对于我们认识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占领区实施殖民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台湾与中华的交织：蒋渭水反殖民斗争之思想与实践——兼驳“台独史观”

蒋渭水是日据时期台湾本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经历总督府医学校、文化协会、民众党三个人生历史阶段,其反殖民斗争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政治上定位于中间偏左派。在为争取台湾人政治权益而斗争的同时,蒋渭水身上还体现出广大台湾民众所具备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抵制殖民同化政策的坚韧民族性格,历史的事实足以证明所谓日据时期台湾社会走向“脱中国化”的“台独史观”是多么的荒谬。     

文学与博览会的对话——以1935年台湾博览会为中心

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台湾总督府作为策展者，力求将台湾装扮成“繁荣”、“昌盛”的形象，这些展示成了外界判定“日本殖民有功论”的资料证据。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对博览会有相关的记述和叙事，他们以自己的“小叙述”，或纠正，或对抗策展者的“大叙述”。经由博览会这一空间，可以解读出台湾“殖民现代性”的驳杂性和多义性。     

日据末期《风月报》作者群笔下的大陆地景研究

《风月报》是日据末期殖民政府废禁汉文栏后得以生存并影响力颇大的汉文刊物。本文分析《风月报》存在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以作者群中徐坤泉、吴漫沙、鸡笼生的大陆经验及其作品中的大陆形象为论述中心，探讨日据末期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实际状况。     

日据时期台湾医师的疾病医疗书写研究

日据时期台湾出现了新兴的医师阶层,很多医师参与文化活动,并有关于病理症状与医疗想象的书写.这些隐喻书写透露出在殖民现代化过程中,台湾医师对疾病医疗的态度,以及对医疗现代化、传统中医乃至公共卫生等问题的看法.     

殖民地左翼文学刊物的坚持与溃败：《台湾新文学》（1935—1937）之文化生产研究

日据台湾最重要的左翼文学刊物《台湾新文学》诞生于日本殖民统治政策逐步收紧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此时的政治话语论述要求文学活动同质化并参与政治翼赞,逼迫文学活动适应政权对文化的需要而作出转型。《台湾新文学》在殖民强权所制造的＂文化繁荣＂中无意助力,只能勉力维持,在有限的文化资源里坚持将左翼理念暗中传递,与读者达到声应一致的目的。通过将台湾20世纪30年代以左翼文学刊物发行为主的文化生产惨淡经营的现状与彼时中国大陆左翼文学生产盛况进行对比,可以体悟到《台湾新文学》作为殖民话语论述强势压迫下的左翼抵殖民能量的难能可贵,并对刊物所达到的左翼文学成就有新的认识。     

日据时期台湾香蕉产业与客家经济精英

香蕉在日据时期是台湾的主要输出青果,其中九成以上销往日本市场。当时蕉界精英17位,其中钟干郎、萧恩乡、林德玉、李才祉、林富仑等五位是南部六堆客家精英。本文借日据时期台蕉出口及其发展状况,观察六堆客家商绅发展过程及他们之间如何建立起蕉贸网络,并通过这些客家精英的生命史与网络来重新解释香蕉产业的型构。其次,当时香蕉经济是项获利颇丰的新兴事业,客家精英纷纷＂弃教（儒）从商＂,重商思想和商绅阶层兴起,六堆客家人正式进入都市发展,从事海外贸易,而香蕉产品的商业化也促使客籍农民愿意承担风险提高植蕉面积与产量,带动了六堆地区整体发展,显见当时客家人在香蕉产业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碑刻文献所见之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与社会变迁

碑刻文献表明,日据时期台湾开始步入殖民地化的进程,殖民统治不可避免地给台湾社会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日本印记。然而透过分析可以发现,殖民者带来的变化是有限的,台湾庶民社会的深层依然激荡着中华文化的潜流,50年的殖民统治并未使台湾人与在台日本人于精神文化层面达到交融,他们依然是两个世界的人。     

日据时期台湾经济警察现象探析

日据台湾期间,殖民政府为扩大侵略战争,适应战时统制的需要,在台湾各级警察机关设置经济警察单位及经济警察人员,实施经济警察制度,形成了台湾警察的经济化现象。日本殖民政府借助警察这一国家机器、利用经济警察这一制度加速经济殖民政策在台湾的实施,从而实现对台湾的强力统治。台湾经济化警察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对其机构设置、主要职责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为其进行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的史实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