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警察节的由来

台湾的警察节从何而来？其象征意涵为何？相信不止台湾民众对此感兴趣，大陆同胞也会深感好奇。早在1953年6月15日台湾就公布施行警察法，但当时还没有警察节这个称谓，直到事隔26年后的1979年，才将警察法实施的这一天（6月15日）明订为警察节，彰显其法治意义和警察荣誉感、责任感。     

警察教育的层次、养成与考录制度——基于海峡两岸的比较研究

台湾地区警察教育由台湾“警察大学”和台湾警察专科学校共同承担,两校在办学层次和培养目标上有明显的差异性;大陆警察教育以本科教育层次为主,在办学层次和培养目标上没有实行差异化。台湾警察教育经历了历史、社会的变迁,其养成教育理念与警察教育的独立性认同趋向成熟,大陆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台湾地区“双轨分流”的警察考录制度已实行多年,大陆的公安专业人才招录培养制度改革也已经落地,两岸警察考录制度的科学化都在进一步检验中。     

“理蕃政策”与山地殖民掠夺

1895年至1945年间，日本在台的殖民政府——台湾总督府，对台湾进行了疯狂的殖民掠夺。台湾原住民地区多为山地，而山地丰富的林业与矿产资源就成为日本殖民掠夺的重要方面。台湾总督府的“理蕃政策”与山地殖民掠夺密切相关。     

论民国时期外事警察制度及其影响

民国肇建以来,政府正式设置了外事警察,开始专门管理负责外国人事务,随后陆续颁行的一系列法令则不断丰富完善了外事警察制度。这一时期,外事警察队伍整体素质有了显著提升,他们在涉外警务领域规范了政府办理外国人事务的流程,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做出了较大贡献。     

警察职业、职业警察与警察职业化

警察职业是在社会分工出国家这一组织形式的时候,为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有了警察职业,并不意味着职业警察就产生了。职业警察,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需要建立新型警察制度时出现的。职业警察的产生标志着警察走上了职业化发展的道路。对照一般职业化和世界警察职业化发展的要求,我国警察还存在着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为此,我国警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职业化发展的道路。警察职业化是警察正规化的必由之路。     

论我国环境警察制度的构建

环境警察制度是指环境警察机关及其环境警察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运用警察权对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违法行为实施制裁、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总称。在我国尽快建立起环境警察制度对于有效控制环境风险,保障民生,解决环境执法软弱等均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是警察执法规范化与警务创新的体现。世界许多国家为应对在经济发展中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纷纷建立了本国的环境警察制度,这对我国也具有借鉴意义。尽管至今我国尚未建立起环境警察制度,但我国公安机关涉及环境执法的实践已有经验可寻,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我国环境警察制度的建立具有可行性,同时也须克服一定的障碍。应当从机构人员设置、职责权限、执法程序等诸多方面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则设计。     

谈警察文化与警察伦理科学

警察文化是一种特殊文化。从广义上讲,自警察起源,就产生警察文化。各国警察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着丰富的精神财富,形成了一个文化组——警察文化。 首先,各国警察制度的建立完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西方现代警察诞生。各国警察系统在机构设置、职责权限、规章制度、法律法现方面,形成了组织严密、体系完整的     

美国联邦警察的直接控制方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联邦警察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虚设机构和领导指挥机关,而是一个个执法实体,直接对全国进行控制.很多联邦警察机构在全国都有分局和办事处,一些联邦警察机构对特定地域还进行直接管辖,执法服务直接面向最基层,而且这些机构不是按照州和地方政府的驻地,而是依据犯罪和业务量的情况而设置,联邦政府的刑事司法政策和警务政策可以不经过州和地方政府而直接实施,减少了层级,提高了效率.美国联邦警察对全国的直接控制实际上也是联邦警察制度集权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对我国公安管理体制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专卖到公营——荷印殖民政府鸦片经营策略的转变及其对爪哇华人社会的影响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荷兰殖民政府曾先后在鸦片经营上实行专卖包税制度和公营局制度。这两种制度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而具有不同的特征，并分别对爪哇的华人社会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中英警察薪酬保障体系对比研究

警察薪酬是指警察因其工作付出而获得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性经济收入,包括工资、津贴、补贴等。英国政府从法律规章制度、机构设置和经费来源等方面给予了英国警察薪酬福利待遇的充分保障,建立了符合警察职业特色的基本工资制度和各种津贴补贴制度,与中国警察相比,英国警察的薪酬待遇高,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激励警察工作积极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英国警察的薪酬保障体系中也存在某些弊端。对两国警察薪酬保障体系的对比研究可以为我国警察薪酬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     

日据时期台湾的“市区改正”及其对城镇发展形态的影响

日本占领台湾后,为了满足殖民统治、配合殖民地资源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开始大力进行台湾城镇的基础建设事业,继之,在台湾主要市街实施"市区改正"计划和工事.经过改造,台湾城镇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交通、卫生、休憩等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改善,适应近代经济和产业发展要求的各种设施得以建立,也促进了城镇经济的较快发展."市区改正"中断了台湾城镇原有的发展模式,改变了传统中国式的城镇形态,使城镇具有了日本以及欧美近代城市的某些特点,对台湾城镇的现代化发挥了较大的影响作用,但其目的在于将台湾的城镇(市街)改造成为适应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需要的大小中心据点.     

碑刻文献所见之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与社会变迁

碑刻文献表明,日据时期台湾开始步入殖民地化的进程,殖民统治不可避免地给台湾社会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日本印记。然而透过分析可以发现,殖民者带来的变化是有限的,台湾庶民社会的深层依然激荡着中华文化的潜流,50年的殖民统治并未使台湾人与在台日本人于精神文化层面达到交融,他们依然是两个世界的人。     

日据时期台湾宜兰地方社会转型初论（1895-1936年）——以社会经济与教育文化为视域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步入殖民地化进程,但各地社会变迁形态却有所不同。以宜兰的例子观察,日本殖民者对当地社会经济的殖民地化改造似乎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深刻,而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影响则要大得多。台湾全岛各个地方千差万别,在探讨殖民地社会转型时,不可将其视作铁板一块,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能符合历史事实。     

日据末期《风月报》作者群笔下的大陆地景研究

《风月报》是日据末期殖民政府废禁汉文栏后得以生存并影响力颇大的汉文刊物。本文分析《风月报》存在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以作者群中徐坤泉、吴漫沙、鸡笼生的大陆经验及其作品中的大陆形象为论述中心，探讨日据末期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实际状况。     

日据时期台湾香蕉产业与客家经济精英

香蕉在日据时期是台湾的主要输出青果,其中九成以上销往日本市场。当时蕉界精英17位,其中钟干郎、萧恩乡、林德玉、李才祉、林富仑等五位是南部六堆客家精英。本文借日据时期台蕉出口及其发展状况,观察六堆客家商绅发展过程及他们之间如何建立起蕉贸网络,并通过这些客家精英的生命史与网络来重新解释香蕉产业的型构。其次,当时香蕉经济是项获利颇丰的新兴事业,客家精英纷纷＂弃教（儒）从商＂,重商思想和商绅阶层兴起,六堆客家人正式进入都市发展,从事海外贸易,而香蕉产品的商业化也促使客籍农民愿意承担风险提高植蕉面积与产量,带动了六堆地区整体发展,显见当时客家人在香蕉产业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日本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日据后期在台日本作家长篇小说析论

西川满的<台湾纵贯铁道>、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庄司总一的<陈夫人>被视为日据末期在台日人作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纵贯铁>宣扬北白川宫率军征服台的"功绩",史载台湾军民的殊死抵抗被写成"土匪"式骚扰,而日军的屠城式大规模烧杀行径则被淡化或合理化.<移民村>宣扬日本人的毅力、信念、真诚品行和科学精神,赋予日本对台湾的"移民"(殖民)以正当性.<陈夫人>具有人性的深度开掘和对台湾庶民生活细节的细腻描写,甚至写出了现代性、本土性和殖民性的复杂纠葛,但仍带有殖民文学的明显印痕对中国(台湾)文化的"误读"以及宣扬日本人带给台湾"现代化"的理念.它们不同程度地都是日本对台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     

China's Future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 up to 2020 and recommends a trend of 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A sustainable growing economy is a necessity for China's future stability. The 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 depends essentially on its continued commitments to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economic deregulation. China's relaxation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has led and will be leading China to decentralize its central governmental authority over economic planning and control. This will consequently stimulate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es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re will likely be 10 regional economies with relatively independent industrial structures emerging in Greater China (or the Chinese Economic Area of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as a result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he changing rol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democratizing Taiw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Taiwan. It begins by comparing the three approaches used to explai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modern Taiwan: capitalist, corporatist, and pluralist. Legal requirements for economic organizations reflect a corporatist impulse. However, empirical measurements of associations’ communications with government, government supervision of associations, and economic impacts on state policy demonstrate increasing pluralism. Today's business associations have greater autonomy than previously, but at the cost of reduced control over their members. SMEs and large conglomerates have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aiwan's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日据时期台湾医师的疾病医疗书写研究

日据时期台湾出现了新兴的医师阶层,很多医师参与文化活动,并有关于病理症状与医疗想象的书写.这些隐喻书写透露出在殖民现代化过程中,台湾医师对疾病医疗的态度,以及对医疗现代化、传统中医乃至公共卫生等问题的看法.     

文学与博览会的对话——以1935年台湾博览会为中心

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台湾总督府作为策展者，力求将台湾装扮成“繁荣”、“昌盛”的形象，这些展示成了外界判定“日本殖民有功论”的资料证据。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对博览会有相关的记述和叙事，他们以自己的“小叙述”，或纠正，或对抗策展者的“大叙述”。经由博览会这一空间，可以解读出台湾“殖民现代性”的驳杂性和多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