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合作与东亚区域经贸发展

2009年是中日韩合作10周年。三国经济占东亚地区GDP的3／4和贸易额的2／3，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东亚是富有发展潜力和欣欣向荣的重要地区。当前东亚经贸合作中出现了三个新情况和新起点。在三国合作的基础上，东亚未来有望成为依存性、互补性很强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圈”。但中日韩合作需要进一步提升。中日间维持“战略互惠关系”的关键是必须要建立“信赖关系”。中韩间的合作仍须以“互惠互利”为原则。     

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历史使命——关于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世界性潮流，中、日、韩三国具有世界罕见的密切的地缘、人文和经贸关系，三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在金融资产和制造业方面均有很大的优势，同时中日韩都是WTO成员国和市场经济国家，具有合作的共同体制和机制基础，因此，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三国首脑已经就在五大重点领域建立合作机制达成共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利于三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东亚经济圈的形成，而且将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东亚区域合作概论与中日战略考虑

二战后，东亚从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东亚经济奇迹的动力来自各国不断改革与开放以及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然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并不平衡，东北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双边和多边经济统合尚处于探索阶段，而东南亚区域合作势头却“一浪高过一浪”。这一现实开始引起人们的反思。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约占东亚的88％和亚洲的79％，三国理应为东北亚乃至东亚区域合作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今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其主要原因是对区域合作中排他性与开放性关系处理不当；对区域合作中主导权与非主导权关系处理不当；对区域合作中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关系处理不当。这就需要认真研究中日在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中的地位、作用与战略考虑，并从中找出答案。     

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与“10＋1”合作

一、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进入21世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内国家间的合作广泛展开,区域合作机制逐步建立,合作的领域在迅速扩大。这一切意味着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启动。东亚合作机制是由东亚各国最高领导人倡导推进的,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非正式     

金融动荡背景下的中日韩合作及东亚一体化

全球金融动荡加快了东亚经济安全共同体的形成，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将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长期以来东亚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活力不足，而金融经济是以制度化为必然要求的。因此，维护经济安全的紧迫性能够增强东亚国家政治合作的动力。中日韩主导的货币金融合作应成为东亚一体化的第一根支柱。     

疫情冲击背景下的东北亚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价值链放大效应、贸易结构失衡、逆全球化和“反中国化”问题凸显。纵观当前全球疫情和经济形势,东北亚区域总体相对安全、稳定,构筑东北亚区域价值链应对疫情冲击具备良好潜力和基础。中日韩等国对疫情的有力防控使得东亚生产网络有望率先复苏,东北亚区域巨大的投资和消费潜力可有效缓解世界需求下降的冲击,良好的区域经济合作传统有助于新一轮区域经贸合作的达成。从经济禀赋和外部环境来看,东北亚各国生产端比较优势明显,消费端和双边贸易互补性强,区域安全和经贸环境日臻完善,为形成完整的区域价值链“闭环”奠定坚实基础。在世界经济共命运、国际生产碎片化的当下,中国可以从扩大最终消费市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促进技术升级和强化制造优势、推进区域合作协定落实等方面积极构筑和完善东北亚区域价值链体系,贡献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力量和智慧。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

中国、日本、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分别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制定了各自的清洁能源发展与绿色产业经济振兴的国家战略，这为三国清洁能源合作与区域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中日韩在环境保护与绿色能源领域有着长达三十余年的合作基础，其过程呈现出“多层多元并进”和“新多边共治”的演进路径特点。但目前东北亚清洁能源互动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态势，体现为政治互信缺乏与区域能源机制建设滞后并存、高碳能源路径依赖与区域绿色竞争并存、域外国家干预与新能源地缘风险攀升并存的复合性挑战。在绿色竞合背景下，中国应发挥作为全球清洁能源生产大国的结构性优势，以碳中和态势为契机从机制创新、竞争管理、区域凝合和张力缓释等维度推进区域包容性、务实性和可持续性的清洁能源合作，从而在东亚区域能源治理新秩序建构中发挥积极能动性角色。     

东亚区域整合的宏观形势与东亚峰会

第八届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决定今年举行首届东亚峰会,标志着东亚区域整合进入新的阶段,其宏观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东亚区域整合的基本条件渐趋成熟,表现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接近;区域经济规模扩大和区域内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等。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等,东亚区域整合具有了紧迫性。东亚区域整合面临相互信任的缺乏、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等困难。正确认识东亚区域整合的宏观形势,对东亚区域整合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东亚合作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行发展,东亚合作已成为地区合作中的一个新的亮点。积极参与东亚合作是中国的战略选择。10 3是东亚合作的发展方向,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东亚合作的中心目标。     

金融动荡背景下的中日韩合作及东亚一体化

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扩散和转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动荡.金融动荡对世界各国、包括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影响,尤其是短期影响,已有大量研究论及,本文不再重点讨论,而是拟从中日韩合作及东亚一体化的意义上,分析此次金融动荡的效应①.金融动荡、中日韩合作、东亚一体化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下:首先,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实现,维护经济安全的紧迫性加快了国际合作的步伐,包括中日韩3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亦然;其次,不论是从欧盟的经验还是从当前东亚合作的现状来看,东亚一体化必然从经济领域起步,而维护经济安全的国际合作(主要是金融货币合作)能够提升经济合作层次,为一体化提供政治动力,推动合作的机制化;最后,中日韩3国的合作对东亚地区金融安全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现有的东亚合作框架下,中日韩合作也必然扩展为整个地区的合作.     

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东亚区域合作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     

新时期日韩关系发展现状及展望

作为同样推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日韩两国不仅地理相近,人文相通,近年在政府外交、经贸合作、民间交流等领域也不断出现热络的势头。作为东亚乃至东北亚区域的重要国家,中日韩FTA的重要成员,美日韩安保合作的铁三角,日韩关系的演变不仅涉及双边,还将影响多边稳定,关乎未来区域合作与格局。探讨新时期日韩关系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势,对于东北亚乃至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韩对朝经济合作探析

中国是朝鲜传统友好国家,长期以来经贸关系密切。韩国作为朝鲜"同民族兄弟"国家,近年来,对朝经济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加,甚至出现了超过中国、成为朝鲜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趋势。中朝、韩朝双边经贸交流各有特点,并对朝鲜恢复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因朝鲜半岛政治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为克服这些局限性,中、韩、朝可以在物流、基础设施、直接投资及大图们江开发等领域加强三方共同合作,消除朝鲜的安全顾虑,帮助朝鲜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共赢"的目标。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日印近期强化战略合作的深层背景与影响

近期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趋于紧绷之时,日印战略合作在不断深化"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上再度纵深发展。双方在民用核能、能源安全、经济贸易、战略安全与军事情报、推行价值观外交与构建海洋同盟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日印关系的快速升温并非偶然,而是与亚太地区的权势转移与战略态势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尽管日印防务合作要达到战略同盟级也还很遥远,日印强化战略合作的具体影响还要更多的通过观察来确定,但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持续走向深入,特别是军事合作趋于深化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仍不能不令人警惕。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推进＂南进战略＂,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争夺海洋权益的政策倾向越发明显。野田内阁上台以后,更是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海上安全合作,谋划关于南海问题的多边机制。不难看出,日本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是在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这不仅使中日两国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必将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然而,对华政策又是决定日本外交成败的关键,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是长期的,决定了中日关系将长期在曲折反复中前行,中日领导人之间的机制性定期会晤,将有助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     

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第三方因素及地区安全共同治理

中日关系经济上的合作依存度与政治上的纷争摩擦常态化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日趋显现.从更深层次上探究中日政治经济所处的这种分裂状态根源,从本质上讲背后蕴涵着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的域外因素:即美国的第三方因素,其对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特殊作用.东北亚大国在地区的竞争摩擦时常较为突出,但中美日在东亚地区还是蕴涵着许多重大的共同利益.东北亚传统的"管制型"安全模式需向大国共同"治理型"模式转变趋向,意味着大国区域安全治理的权利、利益、责任的平等与分享,地区安全治理是在大国协作框架下的共同治理,应注重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关键作用.     

试析冷战后东盟与俄罗斯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东盟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是伴随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和东亚区域合作的兴起，以及国际、国内、双边一系列有利因素推动下形成的。但双边关系仍面临种种困难与挑战。以俄罗斯目前总体实力，在短期内还难以打破中美日在东南亚的力量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