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层次看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合作性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合作性将会是未来中印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通过从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多层次分析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合作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印战略对话：探索中印战略互动机制及其制约

中印战略对话是中印两国建立互信、保持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推动并深化这一战略对话将决定性地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自2005年战略对话正式启动以来，涉及内容广泛并趋于不断深入，包括全球化挑战、联合国改革、反核扩散、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经贸合作、地区冲突热点，以及双方高度关切的边界问题和地区安全环境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目前仍处较低水准，提升战略互信是发展中国关系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提高中印双方在战略层面的可预测性，避免战略误解和误判，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合作，必然对中印战略对话提出更高要求。     

中印经贸关系的走势与前景

中印经贸关系受政治关系的影响有过曲折的经历。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虽然仍存在一些问题，但有潜力可挖。中印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我应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加强与印的经贸合作，这不仅符合中印两国自身的利益，也将为亚太地区及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     

从“海丝路”互动透视中印海上安全关系

印度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尤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必须面向的主要国家,海上安全是理解中国和印度在印度洋地区进行战略接触的重要视角,中印海上互动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印度洋地区的安全与发展,然而互信缺失是影响中印双方在印度洋地区化解潜在冲突和开展有效合作的主要障碍。本文考察印度对中国"海丝路"的回应和中印在斯里兰卡的利益碰撞,比较中印对印度洋安全的认知,分析中印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安全关系。     

中印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两国交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2005年4月9-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应邀访印，最重要的成果是与印方签署了联合声明，确定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中印关系提升到战略合作伙伴的高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11月20-2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进一步巩固和促进了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从博弈到共赢：中印在中亚的竞争与合作

中亚以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吸引了各大国的关注。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两个崛起中的大国，又是中亚的两个邻国，地缘和能源因素使两国与中亚联系在一起。本文阐述了中印两国在中亚的战略和能源博弈，并进一步分析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竞争的可能性和合作的必要性，指出中印合作无论对两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中亚的发展和稳定都是最佳的抉择。     

试析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印关系中的作用

南方丝绸之路从古至今在推动中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印关系发展的过程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中印两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条连接中国西部与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正在继续为推动中印关系发展和中国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重振“南方丝绸之路”，让这条古老的大国际通道重振昔日雄风，对中印两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中印在中亚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及博弈前景

中亚地区作为世界能源地缘政治中重要的一极,其能源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并获得中印两国的重视。为了维护能源供应安全,中印加强了针对中亚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印度以加快战略北上,通过发展与中亚周边国家关系和加强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合作等策略逐步建立起围绕中亚地区的"半月形布局";而中国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以发展与中亚国家经贸关系为重点,通过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逐步构建起以中亚地区为节点的"线性布局"。未来,中印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博弈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的分配上,同时,维护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将成为两国开展合作的共同目标。     

冷战后中国共产党对印度政党外交的特点、问题及建议

冷战后,中国共产党对印度的政党外交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中也存在缺憾。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在战略思想上,提升对印政党外交整体战略的认知,并树立短、中、长期的政策目标;二是在政党双边交流机制建设上,以加强与印人民党的交往力度为突破口,推动中印政党高层次双边交流机制的建立;三是在推动与邦级政党的交流方面,通过已有的中印友好省邦与城市网络,以打造西部地区省份与印度重要邦级政党的对接为重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引领下推动西部地区与印邦级政党所在邦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四是利用地区多边政党组织和国际政党组织的平台,推动中印政党在地区与全球治理层面上的交流与合作,进而带动中印总体外交的发展。     

中印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对比

中国与印度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惊人相似 :中印在世界格局中同处“地缘战略国”的地位 ;中印皆是文明核心国家 ;中印都是传统现代国家 ;中印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冷战后中印关系研究：一种分析框架

随着中印两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社会不断进步和政治相对稳定，中国和印度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一方面，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容正不断得到充实，另一方面，中印关系的发展已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近年来对中印关系的研究正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本文主要为冷战后中印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包括研究意义和价值、研究框架和内容、研究重点和创新，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思路和启发。     

美印战略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中国因素在美印战略关系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和战略崛起被美、印双方分别视为是对其霸权图谋及大国梦想的一种威胁。基于此,中国应当重视印美关系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包括中印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印陷入"安全困境"的可能性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加大等,同时还应居安思危,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化解这些风险。     

中国云南与印度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初探

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进入良性互动的局面。文章鉴于中（云南）印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已经触及到双方地缘政治关系的问题，即地缘政治已经成为中印区域经济合作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在地缘政治关系下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运行机制来化解地缘政治障碍，保障中（云南）印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运行，是急待探讨的问题。本文基于这样的现实，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化的必要性、原则、目标及其合作的动力机制等方面的阐释，构建了地缘政治关系下云南与印度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mperatives and strategies vis-à-vis Afghanista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conduct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the strategic imperatives driving Sino-Indian policy on Afghanistan in the post-2014 scenario.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divergent strategic imperatives make cooperation difficult and/or unlikely. This analysis is based on a broader consideration of both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geopolitical dynamics shaping the foreign policy consideration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ongoing bi-lateral and regional aspirations. The authors begin by highlighting the salient dynamics that have historically characterized and driven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general and on Afghanistan. They find that Afghanistan, although not a primary focus of either state’s foreign or security policy, historically, is increasing in importance for both; India and China compete on a range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issues.     

德法和解历史对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借鉴与思考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处理好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初显曙光的时候,通过比较研究汲取德法和解的经验,将使我们获得有益的启迪。人们期待中日关系能借鉴法德在欧洲和解的智慧、创造出东亚地区中日和平与合作的奇迹。在战后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日和平友好与法德和解在亚欧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差异。法德关系经历并超越了相互憎恨的历史,走向了真正和解。法德和解奠定了欧洲合作的基石,两者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则开创了从欧共体到欧盟的欧洲合作新局面。与德法和解带动欧洲国家整合的硕果相比,中日和平友好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中日关系超越"战争历史"问题、国家地位身份认同问题、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和政治互信问题等方面也都落后于法德和解的发展,法德和解取得了创建欧盟的硕果,中日则刚刚取得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就在于没有战略合作的共识和目标,从而导致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和在战略上相互猜疑。法德和解的经验告诉我们,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必须构建中日战略合作的共识,在中日关系中制定并推行"和平、合作与共赢"的外交政策新理念。中日走出历史问题争论和民间对立情绪困境的出路在于中日政治家们是否有智慧搭建两国战略合作和战略互惠的目标与框架。中日需要开展面向未来的共同事业,推动地区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实现并深化两国关系的和解与合作。     

中印关系的地缘政治特点与发展前景

中印关系是亚洲最为曲折的双边关系之一，其中既有两国的共同特点所体现的共同利益，也有地缘政治竞争所蕴含的脆弱特征。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显示某些固有的特点仍然存在，但两国的发展改变了两国关系的另外一些性质，这是两国之所以要将双边关系定义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理由，尽管要实现这种愿景仍有很多变数。     

中印关系发展：文化层面的反思与展望

本文以迄今为止中印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基础，从文化心理层面对中印之间的双向认知进行历史考古，回顾了印度对中国的认知与形象建构、中国对印度的认知历史，讨论了中印如何正确认识对方、文化交流在发展中印关系中的意义，并对通过文化交流深化中印关系进行了反思和展望。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新冠病毒疫情、生物安全与东亚合作的新未来

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其造成的冲击主要包括危害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严重破坏地区和全球经济、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等。新冠病毒因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致死率高等特点,这势必也会成为东亚区域繁荣与稳定的新挑战:一是严重损害中日韩三国民众的生命安全;二是多领域冲击东亚乃至全球经济;三是敌对势力借此攻击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可见,生物安全在区域经济开发和相互依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此,应处理好两组关系:一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二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中日韩可从地区卫生安全为切入点和战略抓手来推进三国的医疗合作,消除日韩两国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不信任,推进三国的战略互信,然后逐步过渡到"高敏感领域"。     

EU–Australia relation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all but name?

Any consideration of class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Australia a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ould not have entered the lexicon of either partner in past decades.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ng of this relationship from decades of tension and recrimination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engagement on issues of common interest. It illustrates that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cannot be regarded a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re is evidence of increasing common ground as the two interlocutors are no longer worlds apart. There is less perception of the tyranny of distance and the burden of memory. The relationship may not be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ut it is a partnership that has elements that are comprehensive, reciprocal, empathetic, long-term oriented, regional and glob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