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弥散化与主体责任的终结：ChatGPT对全球安全实践的影响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将可能冲击全球安全互动中的“主体责任制”，造成安全主体的模糊化与责任缺失、安全客体责任的离散化与安全责任追责难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由弱向强、迭代演进的技术发展逻辑，不同技术阶段的“主体性危机”与“责任危机”的形态和程度各异。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低智性通用大模型的赋能作用可能会强化安全互动场域中的边缘安全主体责任。安全互动呈现出多重安全主体并存与安全客体责任离散的互动模式。在强人工智能时代，通用大模型被拟造为“类人”主体，成为多重安全主体中的一分子，安全互动呈现出无秩序形态。既有安全主体可能会表现出过度依赖算法和主体权力被侵蚀的特征，而安全客体则表现为普遍卸责和主体责任终结的特点。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安全主体互动的“主体间性”层面入手，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可利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合力，并细化事前责任；而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则可凭借大国协调，在确立智能体“半主体”身份后，建立一种“监护人”制度，在主体间性的逻辑上开展全球安全实践。     

试论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时代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归宿，是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必要前提，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戮力以求的奋斗目标。作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其实现道路又是曲折、复杂和漫长的。一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时代和历史进步的产物，不同时代和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由于科技与生产力落后，交通闭塞，形不成全面的国际交往和国际关系，也就谈不上国际关系民主化。只有在近代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后，世界上才出现了真…     

布什执政一年来对外政策变化及其影响

布什执政一年来，美国对外政策出现两次变化。第一次以白宫易主为标志。２００１年年初上台的布什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大力“发扬”共和党的“现实主义” 外交传统，一味强调实力地位和本国利益，大幅调整了克林顿的对外政策，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对中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第二次发生在“９·１１” 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受到强烈震撼，意识到自１８１２－１８１４年第二次反英战争后，近２００年未直接遭受攻击的美洲大陆本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在恐怖主义上升为头号威胁的情况下，美调整对外政策，开始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这不仅对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也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契机。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国际关系伦理分析

国际关系伦理是国际社会中制约和影响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与行为的观念规范总 和, 其形成取决于国际社会结构和规范两大要素。当前, 国际社会结构和规范的变化使传统的国际 关系伦理面临着挑战, 重建国际关系伦理已是大势所趋。国际关系伦理的重建, 首先面对的是根据 当前国际社会的结构特征和主体发展需求的变化来理解国际社会这一特殊领域中的正义概念。将 现代现实政治的政治计算与理想政治的伦理判断结合起来, 并且有志于超越两者局限性的“责任伦 理” , 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案。     

发扬“万隆精神” 坚持和平共处

1955年，为反对殖民主义、促进团结与合作，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亚非国家召开万隆会议，并确定“万隆精神”与和平共处原则。50年来，“万隆精神”与和平共处原则，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国际关系准则。中国对“万隆精神”与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立和推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依旧需要发扬“万隆精神”、继续坚持和平共处原则。     

塑造新型的国家关系：中俄关系发展的世界性意义

冷战后，国际关系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国际关系的“全球化”浪潮、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要求等方面。中俄关系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国际关系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产物。同时，作为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其框定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意义，将给整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结构带来深远的影响。     

论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侧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一重点转到为实现现代化争取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一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为实现“和谐世界”目标而努力。总结新中国60年来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研究的经验教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优秀成果,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也论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以隋唐与韩半岛的关系为中心质疑所谓“天朝礼治”体系

本文对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作了简单的回顾，并以隋唐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各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古代的东北亚地区并不存在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礼义)体系”，指出：在本质上，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并无不同，都是以“力量”和“利益”为基础形成的力学关系和力学秩序。因此，在当今的东北亚国际事务中，我们应该抛掉所谓“大国风范”这样的心理包袱，以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在冷酷的国际或区域性竞争中冷静而果断地追求我国的现实利益。     

石油与国际关系

石油与国际关系〔俄〕亚·瓦西连科弗·拉祖瓦耶夫一百年来，“石油因素”始终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石油公司”、“英荷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都曾是当时诸多世界政治事件及其复杂化的发起者，并且推动西方主要大国政府制定出极为重要的对外政策。...     

新世纪一部完整反映中俄关系史的力作——读黄定天著《中俄关系通史》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地缘因素和大国因素决定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走向。中国与俄罗斯身兼其二，既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又是世界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大国。由此，中俄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活动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它的冷暖不仅能影响中俄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了解中俄关系的演变史，不仅对解读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而且对诠释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状，都是不可或缺的。     

布什政府的半岛政策与朝鲜核危机

朝鲜核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一直采取拒绝同朝鲜就这一问题进行直接对话的强硬立场。这说明布什政府应对朝鲜核危机的政策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出现了重大变化 :一是抛弃以往的“接触”政策 ,转向“遏止”战略 ;二是不再把朝鲜视为潜在的核武器“扩散国” ,而是将朝鲜视为事实上的“有核武器国家”;三是不再将朝鲜的核计划视为单纯的“不扩散”问题 ,而是当作东亚的区域安全问题 ,为此强调解决方式上的“区域方法”。未来美国的对朝政策很可能超越目前的“遏止” ,亦不排除使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     

负责任主权：理论缘起、 演化脉络与争议挑战

“负责任主权”是当前国际关系主权理论面对的新议题，这是主权理论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嬗变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源于主权概念之历史逻辑与内在的“正当性”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应对当前全球问题的一种理论选择。“负责任主权”理论并不是对传统主权理论的单纯挑战或背离。在从“权利”、“控制”与“能力”视角走向“责任”视角的过程中，“负责任主权”实际上与主权的特定历史传统（如“大国责任”）一脉相承；同时，它在概念建构过程中也逐渐丰富其内涵，从最初的“保护”、“预防”与“反应”功能扩充到“构建/重建”乃至于“关怀”功能。当前“负责任主权”研究逐渐体现出“自由论”与“社群论”两种不同的责任观。作为一种新框架，“负责任主权”已经在结构、逻辑、标准、内容与层次方面展现出若干理论特征。尽管面临许多理论争议与实践挑战，“负责任主权”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推动中国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困境，展现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及其国际政治影响

本文剖析时下风行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说,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依托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以“3D”打印为代表的快速成型技术等“技术簇群”支持,并使之综合应用于制造业,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进而引起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第三次工业革命”如同历史上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将引起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迁.如果欧美日等率先掌握并垄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秘诀”,将不可免引起制造业从新兴国家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回流”西方,给危机中的西方经济、政治体制注入一剂“强心针”,并有可能重新逆转国际经济、政治力量对比的现有变化趋势,打断世界历史的“西降东升”进程,进而对中国崛起进程以及中国国家安全产生巨大冲击.     

信息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信息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已成为时代的特征 ,同样它也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发展 ,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的内容 ,使信息霸权成为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新形式 ,因而加强信息技术已成为各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     

2020年的经营关键词

2019,我们已经开始习惯接受“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一切挑战,中美关系的冲突,全球格局的动荡,数字技术嵌入给各个行业带来的波动,人工智能从想象到现实,中国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布局,以及中国企业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数量首次超过美国上榜企业数量,而在同年,美国181位顶级C E O联合发布宣言,企业的目的不再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论构想：基于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的思考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和博弈的愈发激烈,在美国的科技封锁和制裁之下,中国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备受掣肘,人工智能治理理论亟须进行重构。新加坡是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协定的先行者之一,自2020年以来陆续和5个国家完成了4个数字经济协定的谈判。同时,新加坡还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倡导者,通过对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梳理和先进发展经验的总结,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借鉴与启示。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共同目标可以概括为“搭建一个国际性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实现目标的方式是以《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第8.61-R条为参照范本,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力量,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道德、可信、安全和负责任”地发展。对中国而言,今后应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正处于研究制定中的《人工智能法》可以考虑采用“促进型立法”模式,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际层面,应继续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同时积极申请加入“人工智能全球伙伴关系...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治理造成了一系列影响。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因此,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就极易在"界域与有效性""效能与可靠性"以及"竞争与稳定性"之间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下,国家安全就极有可能在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遭受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国应在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契机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一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从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     

上合组织五周年与"上海精神"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5周年来的历程表明,它已成为世人普遍关注且发展前景广阔的新兴国际组织。“上海精神”不仅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而且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普遍要求。     

超越两分法: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遗憾的是,近二十年的发展依然没有使其摆脱国际关系学边缘的地位。本文从两分法的批判出发,探讨女性主义兴起的根源,由此阐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议程、困境和重构之路。本文认为,女性主义者与传统理论学者之间不正常的争论及女性主义理论在经验论、立场论和方法论上的悖论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处于边缘的两大原因。女性主义者未能超越两分法逻辑,不得不寻求理论的重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