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占领土与定居点(下)

《2 4 2号决议》国际社会为结束阿以冲突做过许多努力 ,其中最显著的是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2 4 2号决议》。该决议首先重申“不允许以战争获得领土”的基本原则 ,然后要求冲突双方 :1 以军撤离在最近冲突中所占的领土 ;2 尊重并承认该地区内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决议的核心是土地与和平的关系 ,即要求以方把侵占的土地还给阿方 ,同时要求阿方给予以方持久的和平。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以土地换和平” ,该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公认。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接受了这个决议 ,但它们对决议的解释大相径庭。阿拉伯国家…     

后阿拉法特时代--机遇、挑战、抉择

阿拉法特的去世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问题的终结.如果阿拉法特的后继者仍坚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可能也将被以色列视为所谓"实现和平的障碍".巴以都面临严峻挑战,以犹太种族和民主精神为立国原则的以色列不能永远占据着巴勒斯坦领土,也不能吞并巴勒斯坦,建立两个民族国家并和睦相处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惟一可行方法,但和平之路依旧漫长,需要国际社会投入更多的关注,推动巴以冲突的公正解决.美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以色列的立场仍是关键.     

实质和平的条件比较:当代东亚与战后西欧

在关于国家间战争(或非战争)原因的一般研究中,有两项最重要的论断,即领土争端的重要性以及政权类型的重要意义。前者在文章中的术语表述为"领土和平"假设;后者在一般文献中经常归纳为"民主和平"论题。作者致力于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彼此有过战争历史的国家之间建立"实质和平",是否以上述两项议题的解决为前提条件。相关结论将用于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欧经验,其后将联系当今东亚形势展开分析。同样,文章还指出其中存在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不同之处。其中,东亚区域在向更持久的积极状态迈进时,必须考虑领土主权议题具有的特殊含义,后者构成"实质和平"的关键要素。此时,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也将加入相关国家的考量与平衡过程之中。     

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南非的区域大国角色及限度*

作为区域大国,南非在非洲安全秩序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4年民主转型后,南非国家身份定位由西方的"白人飞地"转变为"非洲国家","以非洲为中心"成为南非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南非非国大政府秉持新的国家身份认知,不再将非洲国家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是命运与共的合作伙伴。南非通过参与解决非洲国家冲突、加强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支持非洲冲突后重建与发展进程、推动联合国与非盟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参与多边维和行动等方式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扮演了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南非虽然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某些领域发挥了独特的引领作用,但经济增长乏力和国力相对下降,使其越来越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非洲安全形势。域外大国和国家集团加大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干预力度、其他非洲区域大国的竞争,也对南非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形成了制约。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南非政府将把更多精力和资源用于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直接介入非洲冲突解决的意愿和能力会有所下降。南非在参与非洲安全事务过程中将更加惜用自身国内经济军事资源,进一步提升对外交手段、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依靠。     

日俄接近新态势评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二次执政以来,对俄采取积极主动的经济和外交攻势,希望推动日俄关系发生实质性的转变,最终缔结日俄和平条约以解决两国领土争端。在乌克兰危机及西方经济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也希望同日本发展新型关系,以改善国内经济形势,巩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经过多番接触,日俄就缔结和平条约问题取得政治共识,双方大力推进经济合作,并以"2+2"会晤等形式积极探讨安全合作。不过,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仍受到领土争端、美国干预、东北亚地缘格局、公共外交不到位等因素的制约。     

印度族群冲突成因的两条解释路径及其局限性分析

在解释印度族群冲突成因方面,既有的解释可被归类为两条路径,即政治解释路径与非政治解释路径。在政治解释路径中,既有解释主要包括精英动员论、身份建构论、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论;非政治解释路径主要从公民社会交往程度、全球化与经济竞争、人口迁移、身份差异、国际因素、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出发分析印度族群冲突。印度族群冲突成因复杂,两条既定解释路径的不足是:强调单一解释因素;没有说明因果机制;缺少一个宏观的解释框架以说明各种类型的族群冲突成因;没有提出一个印度政府应对冲突的治理模式。     

论中国睦邻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从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国睦邻政策的理论与实践.(1)睦邻政策的理论基础建国初期中国奉行睦邻政策以当时的国际战略大格局为理论依据,更多着眼于国家的安全;改革开放以来继续奉行睦邻政策则以中国的发展战略为理论依据,更多着眼于国家的发展.(2)睦邻政策的主要内容主权平等、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寻求合作的基础;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3)奉行睦邻政策的战略意义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是中国"立足亚太、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     

和解不易 动荡扩大——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政局发展

原南斯拉夫联邦于去年彻底解体后分成五个国家,民族矛盾而激化,迄今战乱频仍、经济恶化、社会动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波黑和谈虽有进展,但距冲突的解决尚较遥远。 (一)版图划分问题尚未突破。去年3月波黑三方——穆斯林族、克罗地亚族同塞尔维亚族因在建国问题上持对立立场而爆发武装冲突。去年9月开始和谈,经5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和国际社会的努力,至今年3月3日.冲突三方已签署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两主席——万斯和欧文提出的和平计划的三个文件(波黑未来宪法原则文件、版图划分文件和军事文件)中的两个。关于版图划分的文件只有克族代表签了字,塞族和穆族均未同意。版图划分问题涉及三方的根本利害,是和谈中的关键问题。经过近一年的战争,占波黑总人口33％的塞尔维亚族已控制了全国领土的70％,占总人口17％和43％的克罗地亚族和     

“一带一路”视野中的美元霸权危机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美元虽然表现强势,但美元霸权的结构性危机日益凸显:一是美国的货币信用因实体财富不足而缺失;二是美元霸权带来的贪婪不仅使美国经济结构日趋失衡、社会贫富矛盾加剧,而且随着资本与实体经济间距离渐行渐远,美国资本信用日益面临严重的失信问题;三是美元霸权的存在导致世界实体经济无法获得真正的价值补偿,对世界经济的负面效应超过正面效应。国际力量"南升北降",美元霸权的根基渐趋脆弱,空间更加狭小,国际金融秩序已到了"不破不立"的十字路口。这为中国借"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是,中国金融国际化之路应量力而行,以避免经济领域的"新特里芬难题",以及地缘政治领域的"威廉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国家能力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国家(汲取)能力对国内冲突复发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和条件性的。这个关系受到方向相反的三个机制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国家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反叛者军事挑战政府的难度和机会成本;但在短期内,强化汲取能力的努力会增加纳税人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怨恨和对潜在反叛者的同情;大量增加税收会降低国家和平承诺的可信度,危及冲突后的和平局面。作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经验检验还发现国家能力对冲突复发的影响基本上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前一轮冲突结果对之的影响尤其强烈。相反,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和外来援助不仅无助于巩固国家能力对和平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抑制国家能力独立的积极影响。     

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美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社会贫富分化三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1950～2000年的50年间,拉美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收入分配长期不公.尽管前30年间拉美经济处于持续、较高的增长阶段,但却未能防止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其关键因素是收入分配不公.作者以1970年前后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10国为例,充分说明了收入分配不公的严重程度.从1970年以来的30多年间,拉美社会贫困状况的演变大致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社会贫困现象总体上呈不断加剧的趋势,但其间经历过两次起伏,这两次起伏都同当时经济增长状况密切相关;二是日益加剧的社会贫困现象出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三是经济危机对社会的破坏力极大.作者认为,拉美国家严重的社会分化现象的形成,除了某些历史因素外,主要有以下原因"重增长、轻分配"思想的影响,忽视必要的社会变革,对解决就业问题重视不够,国民经济长时间内的非正常增长,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等等.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历史背景、发展和展望

持续50多年之久的武装冲突给哥伦比亚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导致了国内社会的分裂和脆弱。关于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的根源有多种解释,其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根源是土地斗争,也有观点认为是资本主义、美国因素或古巴革命影响的结果。哥伦比亚武装冲突涉及众多行为体,包括多个游击队组织(特别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贩毒集团和政府,使得武装冲突形势异常复杂,延宕日久。在桑托斯政府之前进行的历次谈判都未能真正解决武装冲突,冲突导致了大量受害者,其中多数是平民。直到2016年桑托斯政府才真正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了和平协议,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正式结束。和平协议内容包括综合农业发展政策、游击队解除武装后的政治参与权利、游击队成员融入平民生活、贩毒问题的解决以及受害者赔偿五大方面。然而,围绕和平协议的争议还在继续,并将影响2018年总统选举结果以及国家的未来和协议的执行情况。展望未来,哥伦比亚和平建设道路漫长而艰辛。     

大变革中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与中国的参与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将"联合国维和行动"改称为"联合国和平行动",行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了"维持和平"、"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等诸多环节;二是重视发挥地区组织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三是坚持性别平等,增加妇女参与维和的力度。这与联合国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从1990年起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主动作为,表现出大国担当,受到广泛国际赞誉。     

美苏在亚太地区的争夺

目前,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有三大特点:一是美苏在亚太地区的争霸不断加剧,日美经济上的争夺愈演愈烈。地区性的冲突和战争一直不断。但和平、稳定的因素也在增长,制约动乱和战争的力量在增强。二是经济持续发展,但“南北对话”,步履维艰,处境坎坷;而“南南合作”,虽乏措施,却有希望。三是中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仅短短几年时间,就出现了神奇般的进步,尤其是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开放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赞赏和信服,而且已使中国成为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2014年后阿富汗内在不稳定因素探析

经过了13年的反恐战争,阿富汗将于2015年进入转型期,但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和周边地区担心美国撤出后阿富汗将再次陷入国内冲突和混乱之中。阿富汗在2014年后稳定与发展的内在不稳定因素,即治理能力不足,主要包括安全力量、政府控制力与合法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三个方面的缺陷。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实现阿富汗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关键。解决上述问题需要阿富汗政府完善制度体系,加强治理能力,更需要国际社会向阿富汗进行持续的、稳定的、有效的援助。     

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行为:一个博弈理论模型

国际体系结构特征对国家间利益分配和国家行为存在重要影响。在单极世界中,参与国的参与剩余将作为垄断租金转移给国家极;两极体系将导致利益反向再分配,即国家极的主导者剩余将作为租金转移给其他参与国家;意识形态冲突、文明冲突和经济地理邻近构成了国际政治交易成本的主要来源,它们决定了国家间政治结盟的基本分布特征。"中心—边缘"命题中存在的边缘地区发展陷阱以及战后日本发展等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可以用不同国际体系结构下的国家间博弈进行解释。     

非政府组织在解决非洲冲突中的作用与影响

非洲冲突的解决是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在参与非洲冲突解决的所有行为体中,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与影响日益凸显。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到非洲各类冲突的解决活动中,从事冲突预警、人道主义救济、促进冲突解决,以及冲突后的和平建设等活动,为非洲冲突的解决与冲突后的社会和经济重建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各方面的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由于所掌握的资源有限,以及自身缺乏权威性,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成为在解决非洲冲突中起主导作用的行为体。     

“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与战略应对

从理论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是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即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格雷厄姆·艾利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类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误区: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中国应规避“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把握战略主动;坚持以改革开放战略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性管控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2015年的国际形势和对2016年的展望

2015年的国际形势跌宕起伏,尽管世界不少地区还面临着冲突和动荡的形势,然而习近平主席对美国成功的国事访问、习近平与马英九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伊朗核协议终于达成、东亚地区的矛盾和分歧得到管控、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协议等6件大事的发生雄辩地说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继续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对抗、冲突、仇恨的潮流交织冲撞,单极与多极之争近一步凸显,全球经济需求疲软,经济增长乏力也是世界经济格局的突出特征。展望2016年的国际形势,尽管国际形势变化莫测,要准确地预测是困难的。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有四点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中东和北非地区持续动荡,应对恐怖主义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第二,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会持续;第三,亚太地区的争端会继续受到管控,中国对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的积极影响将进一步显现;第四,中美关系将经历一段困难和摩擦的多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