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非洲战略":变与不变

特朗普政府非洲政策以"新非洲战略"为框架,涉及经贸、反恐和援助三个方面,其在具体内容上基本延续了冷战后美国历任政府的做法,主要变化反映在战略层面,即借助非洲遏制中国。美国在非洲总体利益低位徘徊和特朗普个人对非洲的轻蔑态度是美国非洲政策"不变"的决定因素;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则是其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特朗普政府非洲政策将给中国和非洲带来不利影响,其实施也面临着美国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     

美国网络安全政策:历史经验与现实动向

奥巴马作为美国第一位“网络总统”,上任后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安全,大力推进网络安全建设,从加强政府协调能力、完善网络空间各项制度、增强网络空间行动能力等方面入手,全力打造美国网络安全战略体系.2016年11月9日,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处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可以预计,特朗普的治网理念一定会既汲取奥巴马网络安全政策的某些经验,又有调整与变化,这将给美国乃至世界的网络安全治理及美中涉网合作带来机遇和挑战.     

特朗普政府《国家网络战略》:实效与理念并举

白宫2018年9月发布的《国家网络战略》标志着特朗普网络空间政策的成熟。特朗普政府对内注重网络新技术的研发,力推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升级,确保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特朗普政府力推既有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成为主导治理形式,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方式,并在该领域继续拓展美国价值理念。此战略的出台充分表明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政策特点在于既重视实际效果,也强调美式价值观念的传播;在保证自身网络安全的同时,维持既有优势地位。其所带来的后果在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将会进入动荡与调整阶段。网络守成大国和新兴国家在治理理念与模式上的分野短时间内难以消弭。     

“特朗普冲击”与亚太地区秩序调整

亚太地区秩序调整主要受到大国博弈、中小国家抱团和地区规范演变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亚太战略对于亚太地区秩序调整具有重要影响。相比于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重返亚洲"政策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进行了大幅改弦更张,这也使得"特朗普冲击"在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战略目标由"地位优先"转为"实力优先";战略资源由"多方统筹"转为"依赖自我";战略手段由"多边主义"转为"双边主义"。"特朗普冲击"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政策导向的调整,在"美国优先"的整体导向下,其亚太战略呈现出"国内优先""实力优先""经济优先""中国优先"四大特点。受"特朗普冲击"的影响,亚太地区秩序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     

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及走向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美国亚太政策进行大幅调整,强调以问题为导向,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坚定推行"以实力求和平"战略。但其并非彻底否定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而是对其既有继承、又有区分,继续将亚太作为美国对外战略重点,而在实施方式和途径方面多一些功利主义、少一些理想主义。美国新政府亚太政策的推进与实施,受到国内政治、同盟关系、域内外因素等牵制,将在目标与能力之间寻找平衡。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进程、影响与前景

特朗普政府对于印太区域的战略经历了一个从愿景设计到政策实践的演变过程。自2017年提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巩固政治联盟与拓展伙伴关系、加大对印太区域的安全介入力度、拓展美国的经济存在与影响力等方式予以推进,初步形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框架。这一战略对中国在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地区影响力以及政治安全等领域带来了一定挑战。然而,缘于美国内政治的纠缠、地区力量的复杂心态、特朗普政府外交战线过长以及中国发展态势与中美关系等因素的制约,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影响与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及影响前瞻笔谈

近年来,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开始显露坍缩征兆。然而,美国仍然保持着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内政外交政策选择一直具有全球性影响。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全球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对华发动极限施压性的"贸易战"和战略竞争,使中美关系发生严重倒退。特朗普政府随心所欲、极端强硬的执政风格,不仅招致很多国家的激烈批判和反对,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争议。美国大选已经落下帷幕,尽管现任总统特朗普仍然没有承认和接受败选事实,但美国政府更迭已经无可逆转。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我们将如何应对美国因政府更迭而发生的政策调整?为加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前瞻研究,2020年11月5日,本刊编辑部联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美国研究所等单位召开了"美国大选后的世界格局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10位专家做了会议发言。本刊选择其中3篇和另外1篇投稿摘要刊发,希望能够促进对美国新一届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前瞻性研究。     

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及影响前瞻笔谈

近年来,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开始显露坍缩征兆。然而,美国仍然保持着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内政外交政策选择一直具有全球性影响。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全球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对华发动极限施压性的"贸易战"和战略竞争,使中美关系发生严重倒退。特朗普政府随心所欲、极端强硬的执政风格,不仅招致很多国家的激烈批判和反对,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争议。美国大选已经落下帷幕,尽管现任总统特朗普仍然没有承认和接受败选事实,但美国政府更迭已经无可逆转。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我们将如何应对美国因政府更迭而发生的政策调整?为加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前瞻研究,2020年11月5日,本刊编辑部联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美国研究所等单位召开了"美国大选后的世界格局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10位专家做了会议发言。本刊选择其中3篇和另外1篇投稿摘要刊发,希望能够促进对美国新一届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前瞻性研究。     

拜登政府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框架及其内在缺陷北大核心

拜登总统上台后,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逐渐成型,特点日益明晰。该战略聚焦于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领域的竞争态势,以国际机制和盟友为抓手打造新兴技术与全球规范层面的美式霸权,以国内网络安全和新兴技术政策助推国际政策实践。然而,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有其内在缺陷,有违历史潮流。意识形态攻势在数字时代已成冬箑夏裘,美国江河日下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与其网络霸权之间的落差一时难以弥合,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与过度安全化和地缘政治化的理念更使得其网络空间政策进退失据,但是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政策对中国技术、经济和政治发展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必须审慎应对。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诉求与制约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构成正在形成中的"特朗普主义"的关键内容。一年来的特朗普外交实践表明,"美国优先"以争取国内选票、斩获实际利益、打造双边交易、解除对国际事务的管理负担等为诉求,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政策实施面临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实施制度乏力、国内议程牵制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从目前看,特朗普外交已经给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一些重要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国际秩序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长远看,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特朗普外交,可能增加美国在世界深刻变革面前掉队和成为输家的可能性。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拉美地区历来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美国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在拉美拥有独一无二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公开祭出“门罗主义”的旗帜,大幅度调整对拉美的政策,展现出更公开的干涉行径、更浓厚的利己色彩、更明显的分化企图和更强烈的排外取向,意在将拉美打造成一个政治上亲近美国、经贸上依赖美国、安全上不威胁美国的“后院”。短期看,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政策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拉美的掌控有所强化。但长期看,美国和拉美地区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和冲突并未完全纾解,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甚至存在进一步被激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拉政策的调整还加剧了大国在拉美展开战略博弈的风险。特朗普政府的拉美政策如何进一步演变和发展,美拉关系如何变化,这些课题值得中国学界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     

特朗普阿富汗政策中的印巴因素探析

特朗普上台后调整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力求推进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其中的"挺印压巴"思维突出了美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治期待。特朗普在综合各类因素之后调整了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新政策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预计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但阿富汗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特朗普的阿富汗政策将收益有限。     

美国反恐战略的转向北大核心

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击杀伊朗军事将领的行动及其反恐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担忧和激烈批评,拉高了对于特朗普政府反恐政策和战略的关注度.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反恐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新的反恐战略突出了预防性和全面性,并在战略倾向、重点领域和具体政策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和深化.受其影响,反恐战略正在从全球治理选项逐渐转变为国内治理选项,大国反恐合作的效力进一步降低,国际反恐的合法性和政治基础将遭到削弱.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在反恐中对军事手段的选择性使用以及各种工具性的反恐举措有引发“以暴制暴”的暴力滥用之虞;其减少反恐援助、以高压姿态分摊反恐责任和借反恐之名打压特定国家如伊朗的做法,更使反恐日益偏离题中之义.     

美国"印太战略"走向前瞻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是平衡和抑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日益提高的影响力,企图打造一个遏制和反对中国的同盟.特朗普政府实施"印太战略"严重激化了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严重影响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大选以特朗普连任失败而告终,拜登政府必将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内政外交战略和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亚太或者"印太"战略、美国"印太战略"将走向何方?本文将在此展开一些展望分析,并提出中国的战略应对措施.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考量

秉持"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朗普政府在执政两年之内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谈程序并签署了新版《美墨加协定》。这一重谈过程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减少贸易逆差、增加本土就业以及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经贸规则等核心诉求,展现了"本土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理念。同时,重谈过程不但内蕴着特朗普政府回馈蓝领中下层选民这一关键群体以及商业利益的政治诉求,也展现了其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谈推进其他贸易安排重构的战略考量。在重谈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充分利用了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的优势,采取了双边谈判与极限施压等手段迫使对方作出让步。不可否认,《美墨加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但新协定的达成也是美、墨、加三国在新的利益支点上达成的某种妥协。但由于美国国内府会对峙、党争极化等政治因素,《美墨加协定》的最终生效与落实仍存在不确定性。     

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话语、行为与趋势

影响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个性、情势以及"美国优先"3变量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这对人们预测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造成较大难度。然而,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话语有其隐含的身份、内容、含义和逻辑。通过对话语的分析,可以对特朗普政府南海行为的必然趋势进行把握。分析表明,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话语把中国的身份塑造成具有威胁性的"他者",并传达出美国关注"秩序、航行自由、军事化、和平"等内容。这些内容通过"权力、知识、事实"的逻辑连接起来,体现出"秩序权力化、知识滥用化、事实歪曲化"的特征。实际上,美国南海政策以维护其在南海地区秩序中的权力地位为目标,并通过滥用国际法以及航行自由权等知识,歪曲对军事化、和平事实的描述以建构中国的负面形象。由此推之,特朗普政府在南海地区的挑衅行为将呈长期化趋势,并将强化与同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来干预南海,同时继续加强法理攻势和舆论宣传。     

美国智库的政治运作与政策营销——以传统基金会对政府军事预算的影响为例

在关于智库与美国政府关系的现有研究中,智库影响美国某届政府政策的方式主要发生于总统胜选并组建政府团队以后,但从智库影响美国政府政策的现实情况来看,在新政府组建以前就通过参与前期政治运作建立与新政府的密切政治关系也属于智库影响政府政策的重要方式.本文以传统基金会在军事预算政策领域对特朗普政府的影响为案例,说明智库是如何通过前期政治运作来影响美国政府政策这个尚未被学界所重视的影响方式.传统基金会通过提前协助确定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防务政策议程、提前为政府做好人员储备、协助竞选并参与下届政府成员遴选,多举措并举为其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军事预算政策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同时,本文试图打开智库对政府进行政策营销这个过程"黑箱",以传统基金会《美国军力指数》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营销为案例,从营销时间点选择、营销观点的具体程度、与政府人员的亲疏程度、营销者的专业信度以及营销力度五方面详细阐述传统基金会对特朗普政府进行政策营销的具体方式与营销技巧.     

当前美国“二元化”外交政策的表现、成因和走势

当前,美国外交政策明显呈"二元化"结构:一方是特朗普政府,另一方是美国现实政治。特朗普政府试图进行全球收缩、向盟国索取好处、发起贸易摩擦,其目的是休养生息,保证"美国第一"。受全球霸权惯性思维和商业利益驱使,现实政治又使美国不得不保持在相关地区的存在,拒绝放弃全球地缘政治利益。即使特朗普2020年连任总统成功,政府与现实政治间的博弈也不会停止,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会有所收窄。     

特朗普贸易新政:理念、议程与制约因素

经过近一年执政,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和优先议程逐渐清晰。为实现削减贸易逆差和促进国内投资的目标,特朗普政府推进有别于前几届政府的贸易政策议程,包括强化经济主权、减少国际规则约束、修改贸易协定和加强贸易执法等。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新政在目标和手段上显出内在矛盾,且受到国内不同政策主张、经济利益集团和国会牵制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将面临诸多挑战,可能会经历不断的调整。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新发展与中美经贸关系前景

近期美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单边行动集中于中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产品和投资,反映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竞争态势加剧,对中美经贸的健康发展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给双方管控经贸摩擦、做大"经济合作蛋糕"带来新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强硬派主导经贸政策、对中国实力发展的戒心以及地缘政治考量是中美经贸关系日趋紧张的主要原因。双方首脑外交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美经贸关系互惠互利的基础、美国国内的反对力量以及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机遇等因素都将有助于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及多轮磋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并进一步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