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敌人”:美国的秩序构想、制度战略与对华政策

与殖民帝国不同,美国通过国际制度将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形成由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在美国国内,各有关政治团体就如何达成上述目标,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战略,但找到共同的"敌人"是它们合作的必要条件。冷战后,美国声称自己代表了普遍性,自由国际秩序在地理范围上空前扩大。然而,美国学者认为缺少一个"敌人"使得美国国际秩序构想的缺陷充分暴露了出来,国际上战略透支,国内"路线竞争"愈演愈烈。随着中美实力对比不断接近,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正在被建构成美国不同路线之间协调分歧的共同"敌人"。奥巴马政府(尤其是2011年之后)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看似截然不同,但都蕴含了一个共同的内在逻辑:通过制度战略的实施,减少"自由国际秩序"的中国色彩。与冷战结束时美国追求普世秩序不同,民主党与共和党未来的对华政策将进一步靠拢,双方都在努力重组一个同质化程度更高的"自由国际秩序"。在美国国内不同路线之间打入"楔子",让它们之间保持分歧,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将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新发展与中美经贸关系前景

近期美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单边行动集中于中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产品和投资,反映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竞争态势加剧,对中美经贸的健康发展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给双方管控经贸摩擦、做大"经济合作蛋糕"带来新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强硬派主导经贸政策、对中国实力发展的戒心以及地缘政治考量是中美经贸关系日趋紧张的主要原因。双方首脑外交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美经贸关系互惠互利的基础、美国国内的反对力量以及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机遇等因素都将有助于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及多轮磋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并进一步加强合作。     

中美竞合关系发展——基于国际规范、国际战略对冲与协调的视角

随着守成大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治理的责任冲突越来越激烈,美国对中国在一系列国际秩序中规范的遵约情况提出了片面责难。在国家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实施方面,双方的排异性极大。对于国际规范,双方的核心分歧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合理性的认知。解决冲突的路径包括:(1)真诚的对话;(2)扩大累积性的规范、规制;(3)用预防性规范来弥补冲突议题中的无效规范;(4)对全球公域定约立规;(5)对于美国单方面坚持的规范,中国需要保持耐心与坚持原则,通过博弈进行制约。     

体系秩序与中欧关系

本文指出,欧盟和美国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有着不同的理念,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充分反映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差异。欧盟关于国际新秩序的理念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应该从这一意义上来界定和推进。文章进而讨论了中欧关系现有的不足,并提出一些改进的方向。     

中美海洋合作:特点与努力方向

建交后的三十多年里,中美两国在海洋多个领域积极展开对话与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呈现出非敏感领域进展顺畅、海上执法与安全合作有序推进、机制化建设不断加强等特点。两国海洋合作的健康、持续发展,体现了中美在海洋领域合作的深度相融,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中美关系的发展。但由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战略互信不足、双方对国际海洋秩序和国际海洋法的理解存在分歧等现实制约,深化两国海洋合作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应从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大局出发,将中美海洋合作纳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总体框架之内,积极推动双方务实合作。     

布什连任和中美关系的走向

布什总统的连任表明美国将继续推行现有的全球战略和外交安全政策 ,但又会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中美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两个大国 ,在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地区合作、安全框架、大国关系、热点问题等方面既有共同利益 ,也有矛盾分歧。在今后四年 ,亚太地区将是中美关系演示的主要平台 ,双方在多边性、制度性和机制性方面的互动日益深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将继续呈现出建设性和合作性 ,但双方将围绕中国在亚洲的作用和台湾问题展开新一轮的合作、斗争和妥协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想与现实

由于缺乏互信、霸权心态和文化差异,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霸权战略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重大挑战。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美国维护霸权与新兴大国中国快速上升之间的矛盾;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主张的差异;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维护日益扩展的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未来中美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会进一步凸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实际上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目标诉求。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起步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保持战略耐心,加强合作,管控分歧,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探索,中美之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进而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

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     

析美欧在反恐中的人权分歧

长期以来,"在有关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上,美国与欧洲的共同点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正因为如此,冷战年代,它们运用"人权外交",联手对付前苏联;冷战结束后,欧盟支持了美国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海湾战争,参与了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旗号的科索沃战争,参加了反对恐怖主义的阿富汗战争。即使在伊拉克战争后,当美国和欧洲围绕中东问题、联合国作用及国际秩序等问题发生尖锐分歧时,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仍能为双方弥合关系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然而,美欧在人权领域也存在矛盾与分歧。自"9·11"事件引发的国际反恐斗争以来,双方在国际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愈益显露,这使有的美国学     

21世纪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中美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又有一些分歧,既有积极协调合作的需要,又会发生摩擦对抗。中美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定为非零和博弈。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美国对台政策具有一贯的现实主义本质。围绕台湾问题中美应从近期、中期、长期目标集中探讨两国合作议题。     

双层复合博弈下的南海维权思考

南海争端的双层复合博弈是指中国同5个南海沿岸国之间的南海利益博弈与中美之间的南海战略博弈两个层面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五国力图通过中美战略博弈维护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美国则希望通过五国与中国之间的南海利益博弈强化其战略优势。当前,南海争端的双层复合博弈出现冷战性质的对抗倾向,南海利益博弈被美国掀起的大国战略竞争所裹挟,体现为崛起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利益协调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虽然进展缓慢,但一直在前进,体现了中国和包括五国在内的东盟缓解南海争端内在的不竭动力。有鉴于此,中国宜通过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理念予以精准应对,既要将和美国的南海战略博弈与中国和五国的利益博弈区分应对,又要针对五国不同特点区别对待。     

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分析

所谓"经济关系政治化",是指国家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在特殊国际政治环境下具有政治功能。当前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突出表现为:中美关于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政治理念的分歧化、中美贸易问题的实力对比竞争化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美国国内政治民生化。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背后是两国经济社会制度的差异、美国对其国际霸权的护持及美国国内民生问题的要求。中国应切实从自身社会、经济实际出发,处理好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问题。     

扩大共同利益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评《中美关系:积极的议程、可行的路径》

《中美关系:积极的议程、可行的路径》通过共同利益的界定和寻求来管理"中美关系",认为美国应执行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一贯性政策,加强中美共同利益,建设性地应对和处理双方相互猜疑及存在差异的领域。报告表明,美国尽管不愿亲口承认中国崛起,但其基本判断却是以中国已经崛起并将继续发展为基础的,"中国威胁论"已悄然为"中国责任论"所取代。而寻求和扩大与美共同利益也正成为中国的战略趋向。中美共同利益范围广泛,同时也存在不同利益乃至纷争、冲突。不过,双边冲突因素的存在并不必然妨碍共同利益的寻求。本文建议,应以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而非缩小分歧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点和中国对美战略的一个指导性原则。     

中美“他”大三国结构与中国安全环境

正现在谈国际局势往往会和所谓"国际秩序"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的舆论环境中,所谓"国际秩序"就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而从美国主导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所以,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主要是美国以确保其霸权地位为核心的战略所构成的挑战。一、美国霸权与中美"他"大三国结构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实力的相对耗损及其霸权焦虑的上升,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回应。从当前的时代特征、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两国的国家行为来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逢其时。但同时认知差异、利益冲突与议题分歧,也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挑战。为此,双方需要加强战略沟通、调适各自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在具体合作事项上相互协调,共同推动这一新型关系模式的建立。     

中美在中南半岛的竞争态势及合作前景

中南半岛国家是中国的传统友好伙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和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南半岛已成为中国在周边的战略依托,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后,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南半岛作为重要"前沿阵地"。中美两国随之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政治影响力、经济主导权和外交软实力等方面的激烈博弈。中国一方面应警惕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各方面动作,另一方面也需与美国管控分歧与竞争,探寻双边协调与合作,消弭竞争对双边关系和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的不良影响。     

中美舆论战与中国的国际传播

美国政府视中国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并进行遏制打压,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对,而舆论战是中美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两国舆论战涵盖的议题广泛,影响波及全球,并发展到意识形态对抗和互相驱逐媒体从业人员的地步。中美双方的舆论攻势和各自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的特点息息相关,其阶段性效果与中美既有的国际影响力相匹配。在美国对华大打舆论战的情况下,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形象受损,但在国内极大地凝聚了人心、提振了士气。未来,美国可能仿效针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做法,将舆论战更多地和心理战、政治战相结合,以服务其遏制中国的目标。为增强自身的国际传播力,更好地服务与美国的舆论战,中国需要维护好政治安全,提高话语和叙事能力及舆论反击效果,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融合,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传播的重点,以逐步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中美博弈对未来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

2014年中美博弈有所缓和,但未根本好转。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曾出现过几次安全危机,如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2001年的"撞机事件",但中国都成功地"扛过去"了。然而,始于2010年前后的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却不同于以往,它源于中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安全实力接近和东亚安全结构的客观变化,因此呈现"长周期"、"低烈度"的特点。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较长时间内,它还会继续发酵,甚至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但受中美双方国内外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冲突与趋同

本文认为,历时八年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之所以未能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完成,主要是因为双方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及劳工和环保等四个条款。这种冲突体现了两国在规则制定上的分歧。而导致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则包括不同的制度性因素、对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大国竞争以及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中的规则之争。基于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中美双边投资拥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中美BIT谈判具备了从冲突走向趋同的基础。在走向趋同的过程中,中国应该重视对美方的要价及其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双方都应该妥善对待"国家安全审查"这一问题、坚持以"共同但有区别"这一理念制定BIT规则以及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