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 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 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 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从国际秩序转型看中国的和平发展

当前国际秩序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时期,与历史上其他时候的国际秩序转型不同,这一次国际秩序转型并非发生在大战之后,其驱动力主要是全球化与冷战的终结。冷战的结束使原有的国际秩序被颠覆,而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国际秩序。东亚的力量组合、所处的国际环境、内部环境以及观念、身份、制度以及利益等均出现新的演变。总的来看,东亚秩序出现"和平转型"特质,它体现在三个转型之中:一是中国的转型,一是东亚的转型,一是中国与东亚秩序的关系的转型。国际秩序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和东亚秩序:现状与未来

中国崛起与东亚权力格局的变动和秩序变迁一直以来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崛起带动东亚权力格局的变迁,东亚格局的变迁又促使东亚秩序的变革.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国崛起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内涵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对相关事实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大国的崛起被夸大,其崛起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且只是经济的部分崛起.本文对当前和未来近20年的东亚权力格局进行分析和预测,结果显示东亚已经浮现出中美两极格局,且未来20年内仍将朝着这一格局继续演变.在东亚两极格局已成现实的情况下,秩序变迁势在必行.中美是东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关键力量,东亚秩序的未来将直接取决于中美在此问题上的战略互动,“一快一慢,双头领导”是本文提出的东亚秩序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建议.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要构建良性的东亚安全秩序,必须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同盟体系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重,协调处理东亚安全事务。     

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历史上曾先后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华夷秩序以及以日本、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在以国家主权为国际关系核心机制的当代,这些反映不平等国家间关系的秩序无法复制到当今东亚,东亚的现实也决定了不存在孕育这些秩序的土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当今东亚秩序的建构,然而一个统一的东亚秩序的建构又受到该地区复杂的大国关系的制约,东亚秩序将摇摆于“东亚”与“亚太”之间。     

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建构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框架

本文概述中国东亚战略的历史演变,指出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创立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并巩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东亚秩序。中国东亚秩序战略应秉持的基本原则是奉行开放地区主义、坚持共同利益路径、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适时推进地区制度建设、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保持战略耐心。本文强调,中国应深刻理解和顺应东亚一体化的基本路径选择,也要同时实现自身的观念创新、路径创新,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诸方面进行战略部署,推行基于开放地区主义思路下的新单边主义、新双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成为东亚秩序的积极塑造者.     

东盟与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地区安全共同体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涵,体现出地区各国在促进共同体建构的安全意识以及共同安全理念的进化历程和结果,表现为地区国家间对安全议题和环境上的高度认同感,并塑造了相互间友好和平的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与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相当独特的作用。然而,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原则的局限性影响了东亚和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之仍停留在相当初级的建构阶段,未能对增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提供足够有效的和平红利。中国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继承和创新和平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在多方面采取理性而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倡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起亚太可持续安全共同体,才能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合作机制构建

地区合作机制的创设能力不仅是大国崛起的一般性标尺，也是大国崛起的内在要求。参与和创设东亚合作机制是保证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它有助于奠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地区性根基，构筑平衡的大国关系，咒化经济结构和扩大对外开放。同时，中国的制度化行为也拉动了地区经济增长，缓解了地区安全困境，促进了东亚地区一体化。实际上，中国和平发展和东亚合作机制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从东南亚视角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一个新兴合作型强国前景的探讨

本文应用彼得森合作型霸权的概念分析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认为:中国具备成为合作型强国的必要特征,从而可能与邻国结成非对称性联盟;中国目前推行的一系列对外战略使它能够实现和平崛起,唯其适应另外两大支配性势力在东亚的存在和利益的能力尚待观察。本文的结论是: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能够谨慎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并在与东亚当前的合作型霸主日本的交往中找到有创意的方式,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     

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理论总结: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西方历史上的崛起国与霸权国大多通过战争来解决相互的矛盾,但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崛起国将改变西方历史上这种规律性的逻辑.中国不争霸、不推翻现存国际秩序、不在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上追求本国的权力和利益等,与西方历史上出现过的大多数崛起国不同.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可以实现的,也将为人类历史提供一种新型的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新模式.     

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历史上曾经先后建立朝贡———华夷秩序和霸权秩序,前者是指以中国为东亚核心的等级秩序,后者则先后经历日本和美国的主导,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都是美国单方面的统治,而且极大程度地偏向军事领域。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发展经济的结果就是他们在经济上的崛起,但是,日本经济的崛起、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回归国际体系,都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霸权的消蚀以及一个独立的东亚的觉醒。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东亚地区秩序会如何发展…     

中国崛起的"和平性"判读--关于"和平崛起"的理论性问题

中国的崛起是否是和平的崛起 ?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分三个方面讨论“和平”与“崛起”之间的关系 :(1 )如何把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崛起和平”的问题具体化 ;(2 )中国如何能做到“和平崛起”或者“崛起和平” ;(3)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种理论建构     

美日海权同盟的背景、特征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东亚是当今世界上安全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而东亚安全问题是以海洋安全问题为主要表现形式。在影响东亚海洋安全的众多因素中,美日同盟是最重要的一组变量。当前,海洋经济方兴未艾,海洋科技蓬勃发展,海洋空间的价值显得愈发重要。同时,东亚地区海洋力量呈现出多极化趋势,且域内海洋争端问题长期存在。美日同盟为实现对地区海洋秩序的长期主导,调整了同盟的安全意向,其海权同盟属性愈发明显,并呈现出针对性、注重军事安全、多边化的特征。这一趋势必然会导致东亚的海洋安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面对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应持续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有力回应美日海权同盟的武力威慑;同时,持续表达和平发展信号,并积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引导地区海洋秩序向和平、繁荣、友好、稳定的方向发展。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

从历史的经纬看,中国必须走一条与传统大国崛起不同的和平崛起之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既取决于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取决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承认与接受程度,而这一对关系是可以相互建构的。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包括与邻国建立起牢固的睦邻友好关系,与大国建立起稳定共处关系。中国和平崛起将对世界提供新的公共产品。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南北格局与和平崛起:二十国集团综合国力研究

本文分析二十国集团2000～2015年期间综合国力的动态变化,发现世界经济呈现南方崛起、北方衰落新格局,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为主要崛起国,欧盟、美国、日本为主要衰落国(或地区).这种南升北降新格局可以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和国家创新竞争视角得到解释,发达国家“因发达而老化”,缺少创新意愿和能力,必然走向衰退.中国经过长期努力,和平崛起基础不断夯实,一方面成为主要大国的利益攸关方,是二十国集团超过一半以上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大国伙伴关系,这是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资产.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头主动走出去,积极与主要大国领导人高层互动,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和平崛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对南方国家的引领作用将更加凸显,并将更多承担南北桥梁关键作用,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试析传统东亚秩序“礼治下的和平”

本文聚焦1 3世纪后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探讨中央国家与周边国家如何在1 7 6 0—1 8 4 0年这八十年间实现"礼治下的和平"。笔者指出,中央国家的国际合法性——"天下正统"的建构和维系离不开礼仪。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和促进下,中央国家充分贯彻礼治原则和普遍推行国际礼制,由此形成传统东亚秩序的天下正统与和平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当前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剖析

2017年以来,在中美经贸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对经济安全领域的关注逐渐提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顺应国际秩序的调整态势,力争维持并增强日本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目前,日本经济已经深植东亚并同中国深度融合,如长期以安全逻辑扭曲经济政策,可能使日本经济复苏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地区安全秩序更趋复杂。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期保守化给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压力,中日两国应以实现经济领域的共同安全为目标,共同维护地区及国际秩序平稳过渡,以多边方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