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美国的“霸权焦虑”与战略东移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经济衰退令美国步履维艰,其经济发展态势与中国形成强烈反差,这一点触动了美国有关权力转移的敏感神经。在中国及亚洲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太之际,美国一方面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又深陷中东困局,凡此种种,直接引起了美国的"霸权焦虑",美不得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未搞定、阿拉伯世界乱局尘埃未定的复杂局面下,加紧将其全球战略重心全面转向亚太地区。美国担心如不尽快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其在亚太的霸权利益将受到侵蚀,其亚洲盟友对美国的战略信任也将为之动摇。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2010年美国提出了回归亚太战略,这是冷战后美国最重要的全球战略调整之一,也是对中国外部环境影响最大的一个政策。虽然美国方面用"战略转向","亚太再平衡战略"等新说法取代了有争议的"回归亚太"一说,但其针对中国的实质不变。迄今为止,关于亚太再平衡战略最早,也是完整的论述是2011年11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她正式高调宣称美国重返亚太。"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包含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政治上开展"前沿部署性外交"、"多边外交"、"价值观外交"等;军事上"巩固老朋友,寻找新伙伴";经济上欲主导《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建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产生影响,激化"南海问题",使得东亚地区出现离心化趋向。"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后,美国对此战略进行了微调。中国拥有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空间,应继续加大中美之间的合作和共识,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再平衡

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经济实力与战略构想、实施能力之间的落差暴露无遗,军事、外交、经济三大手段参差不齐,导致战略失衡不断深化。它尖锐地表现为亚太战略重点与欧洲、中东战略热点的严重失衡,美国不得不将部分精力"回转"欧洲和中东,这必然牵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同时,也表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身失衡,军事部署捉襟见肘,联盟与伙伴关系频频告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停滞不前,对华关系咄咄逼人,地区形势紧张动荡。因此,亚太再平衡战略作为一项长期、综合的战略,围绕安全、经济和对华关系三项任务,在坚持中调整和再平衡具有某种必然性。     

论中美"共主"的可能性

"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必须要有霸权国家存在,且霸权国家能够并愿意为国际稳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美国作为霸权国,应该为国际稳定提供公共产品.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所谓"单极稳定论",是霸权稳定论、机制稳定论的逻辑发展和新现实主义的时代回归,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衰落之中的霸权时代,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相关国家合理分担,美国需要合作者,而中美合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将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应对中美关系南海困局的思考

"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剑指中国的"撒手锏",超越"南海航行自由"陷阱是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法和实现海洋强国梦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美国打着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幌子行"舰机"航行自由,目的在于护持美国的亚太霸权地位。中美南海航行自由纷争的本质是海洋霸权国与新型海洋强国在南海战略矛盾和战略利益的竞争,其法理诱因是双方对航行自由原则的认知分歧,也是美国理想主义"海洋自由"传统和实用主义"航行自由计划"的延续。中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不断发酵对中国海洋军事安全,海洋战略空间的拓展以及海上崛起的舆论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应当在实现海洋强国的战略背景下思考该问题的解决路径。中国超越"南海航行自由"陷阱的首务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为实现中国海洋强国争取战略机遇期;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对话,在南海构建稳定的航行自由机制;要在国际舆论、海洋法律秩序和区域海洋公共产品提供中争取外交主动,适时适度推进南海岛礁建设。     

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一种理论分析

主权国家存在一种整体性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最高利益,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对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构成了国家制定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衡量安全、经济、文化等具体国家利益重要性的基本依据.本文从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来界定其整体国家利益,并将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分为两类:霸权国和一般性大国.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巩固和提高霸权实力地位与霸权制度地位,而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则从长期和短期的视角来界定.从长期来看,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获取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制度地位;从短期来看,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应该限定在获取霸权实力地位,以及在条件下允许的情况下获取地区主导地位.和平发展、先融入后适度改变国际制度体系,应该是一般性大国崛起、霸权地位和平转移的合理路径.     

从国家独立到西半球霸权：美国崛起过程中的拉美政策——兼论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美国是从区域性霸权走向世界霸权的，而拉美政策是其巩固国家安全，实现深度发展的逻辑起点与重要保障。在崛起过程中，美国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制订了既务实、灵活又不失原则的拉美政策与战略，妥善处理了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在加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注重软实力建设，既确保了自身利益，又充当了拉美地区利益的代言人与维护者，为其确立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战略的调整

战后以来,强大经济实力始终是美国霸权政治的基础,金融则扮演了美国经济"晴雨表"的角色。2007年后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削弱了美国霸权的经济"实力",使美国霸权战略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在经济领域,奥巴马政府实施了经济优先战略,推动美国霸权战略的"国内化"转向,力图夯实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霸主基础;在国际政治领域,加速推进"转型外交"进程,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协作;在军事领域,采取相对收缩的军事战略,适时调整海外军事布局,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亚太战略形势演变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亚太地区战略形势发展演变对中国安全和发展构成最直接的影响。当前亚太力量结构正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导致地区安全关系进一步趋向复杂,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且这一阶段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保持一个可预期的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不仅是维护中国安全稳定的可靠保障,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立足亚太越来越构成中国对外战略筹划的关键环节,中国有必要确立一项经略亚太的综合性战略。     

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有可能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崛起国对霸权国GDP占比存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一般选择在60%门槛前后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已经越过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的“战略阻断”行为，从而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霸权的联盟逻辑:理解中日博弈中的美国行为

如果说霸权国的核心利益就是护持其体系中霸权地位,那么,如果诱发一场针对挑战国的冲突能够更好地维护其国家的根本利益,霸权国可能会选择支持并乐见其依附者对潜在的挑战国发难。日本改变几十年来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默契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诱导。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并表明"是时候朝建设新国家迈出一步",这明显可能激化中日现有矛盾并引发东北亚各相关国家的不安,同时也表明日本的行为可能导致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失控,对此美国以"失望"一词表明其不会在战略上被日本绑架。可见,当前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北亚轮辐体系并非是确保该地区和平与安定的压舱石,可能正好与其宣传的结论相反,其更有可能是在某些条件下促使未来10年内中日之间外交僵化、在夹缝中艰难博弈的催化剂。中国若想改变在未来10年内的中日争端中的被动局面或至少避免美国对日本行为的无限度支持,就必须从提升自身战略力量或依靠结盟来增加制衡性力量。     

特朗普政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特朗普政权将如何改变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成为检验美国大战略的试金石。从"特朗普现象"来看,美国孤立主义倾向表明美国对霸权思维方式的变化,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战略收缩";从"特朗普冲击"来看,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思维范式、战略优先度的考量以及秩序塑造方式等,都有新认识和新变化。这些客观上决定了特朗普政权将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予以转变与重塑。总体上看,特朗普政权的亚太战略的调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亚太治理方式、方法的变革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美国霸权逻辑和战略理念转变或转向的问题。     

“特朗普冲击”与亚太地区秩序调整

亚太地区秩序调整主要受到大国博弈、中小国家抱团和地区规范演变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亚太战略对于亚太地区秩序调整具有重要影响。相比于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重返亚洲"政策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进行了大幅改弦更张,这也使得"特朗普冲击"在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战略目标由"地位优先"转为"实力优先";战略资源由"多方统筹"转为"依赖自我";战略手段由"多边主义"转为"双边主义"。"特朗普冲击"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政策导向的调整,在"美国优先"的整体导向下,其亚太战略呈现出"国内优先""实力优先""经济优先""中国优先"四大特点。受"特朗普冲击"的影响,亚太地区秩序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     

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 以全球公域论为例

在亚太地区,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传统的“辐辏”霸权体系难以为继,离岸 制衡理论也遭到重大挑战。为此,美国理论家近年提出“全球公域论”,成为美国“重返亚洲” 战略的理论基础之一。以此为指导,美国加紧推行全球公域战略,重点是改变在南海问题上传 统的中立政策,以所谓的“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突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限制,实施“空海 一体战”,为美国亚太双边联盟体系寻找新的合法性并强化这一体系,以实现美国亚太霸权从“ 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的转型。形成中的美国全球公域理论与全球公域战略对亚太 秩序和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值得中国高度关注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外交政策

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核心要旨是意图"塑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东亚均势体系来约束中国的对外行为及中国崛起对东亚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引发了周边国家对于与中国关系定位的调整。为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应采用经济手段,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深度融合,相互依存加深,把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外交和政治实力;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以实际行动消除中国迅速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的压力和疑虑;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亚洲区域多边机制中,以新安全观发挥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引领作用。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亚太军事霸权转型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断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安全战略态势从离岸平衡转向中心主导，军事基地布局从一线拒止向二线打击延伸，军事同盟结构由权威等级向利益扁平化发展，总体军事基调愈益锐化，呈现出霸权转型之势。美国亚太军事霸权转型大体遵循以权势霸权弥补制度霸权失效、借力同盟增加权力安全距离的思路，最终目的在于霸权护持。然而，美国亚太军事霸权转型效果并不理想，虽取得短期成效，但同盟嫌隙持久存续，秩序重塑漏洞百出，美国的霸权主导难以维系，被迫逐渐向霸权护持过渡。     

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降速纠偏?

随着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正式启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执行出现均衡推进、瞻前顾后、谨言慎行等细微调整动向,其意图是通过变换和控制“再平衡”的步伐、节奏,以适应中东、亚太局势新变化,防止因操作不当给美国带来新的战略风险和资源配置压力.但总体而言,这些变化均属局部细节性调整,美国战略资源向亚太“再平衡”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但将降速纠偏,从“跃进式”东移转向更加平稳的长期性经营.     

国际金融危机下美国霸权的发展态势

"新帝国主义"霸权行为是美国为解决中心地区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维持全球军事霸权,而对其他国家进行领土权力控制所造成的结果,其突出表现形式是美元霸权、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单边主义和"新炮舰政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重创美国经济以及美军深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泥淖,宣告美式新自由主义神话以及美国通过穷兵黩武推行的"新帝国主义"全球进攻战略的双料破产,使美国的霸权遭受沉重打击.尽管美国正通过制造金融战争来搞垮竞争对手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或制造地区局势紧张来破坏他国现代化进程,以延缓自身霸权的颓势,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层面的扩展和深化,美国霸权终将在愈来愈猛烈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走向衰落.     

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在延续中有所调整,与冷战后历届总统相比,甚至与自己执政初期相比,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在战略议题、战略手段方面都出现变化。美国通过外交、军事和经济等综合手段强化了领导亚太地区的能力和意愿,其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布局转为指向威胁的战略布局。美国战略重心的全方位转移与中国因素和中关关系具有关联性,中国是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缘起和重要内容。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地区外交战略带来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