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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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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海燕 《国际问题研究》2023,(5):117-137+142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最高级别政治安全对话实现常态化运行;安全合作机制更为完善、多元;安全合作实践由“务虚”走向“务实”。美国是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突进的桥接点和外部动力源,并将推动构建机制化的美—日—北约战略联动关系。日本与北约各自的战略需求是双方靠近的内生动力,共同的威胁认知促使双方战略关系升级。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升级的进程将受到机制性、客观战略资源有限性及主观战略意志等要素的牵制,双方在短期内将不会形成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的突进将进一步刺激日本“大国化”追求,强化国际社会阵营化、对立化发展趋势,加剧地区局势动荡。  相似文献   

2.
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的演变过程分为友好合作、竞争凸显和激烈对抗三个阶段。俄罗斯的强势外交和安全政策,表现为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的强硬战略姿态以及追求超出自身相对实力的外交和安全目标。俄罗斯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俄美两国的利益冲突之间有着相互塑造的关系,但是俄罗斯战略认知的变化并不仅仅取决于利益考量。俄罗斯之所以把北约东扩、乌克兰走向、叙利亚局势等看得如此重要,不惜投入大量资源,这是与塑造俄罗斯战略认知的历史和心理因素是分不开的。美国采取的许多对俄政策和行为,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些因素,才被俄罗斯看作是“侮辱性”和“威胁性”的,从而导致了双方敌意的螺旋式上升。由于俄罗斯独特的历史记忆和大国情结,俄罗斯对俄美两国的利益冲突作出了激烈的回应,这些回应虽然不利于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和整体利益,但却是可以理解的。随着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的逐步定型,俄美关系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所谓的“重启”。从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战略认知自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在受到利益冲突影响的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从而使得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未必完全遵循理性主义的路径。  相似文献   

3.
美国是较早在现代战争中推行认知战战略的国家,并已将认知战战略嵌入其全球同盟体系。2013年以来,美国联合盟友不断打造认知战的技术基础。2020年,北约出台认知战项目,美国同盟体系的认知战战略进入高速推进阶段。美国调动盟友落实认知战作战理论、成立认知战指导机构;深化技术开发合作,加强对关键技术资源、国际技术规则的主导;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升针对网络战、情报战等的作战能力。从中东剧变至乌克兰危机,美国同盟体系不断贯彻和发展实战策略,联动炮制诱导信息,合力垄断传播媒介,强化情报的搜集和操纵。其认知战战略已经并将继续在战略威慑、地缘安全、国际规则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但不免受制于集体行动、实力不匹配、互信不足、反噬效应等因素。可以预计,未来一个时期,机制建设、技术遏制、能力升级、同盟管理将会成为美国同盟体系认知战战略的实施重点。  相似文献   

4.
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历时60年,冷战时期的40多年里由成立之初的12国增加到16国,冷战后历经三轮扩大,由16国激增到28国,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这种扩大的趋势并未停止。北约扩大可确保北约盟主美国掌控欧亚大陆的主导权不受挑战,同时也将受到欧亚大陆诸大国的反对和制衡。未来北约扩大的方向和进程,将主要取决于美国与欧亚大陆各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的结果。  相似文献   

5.
2009年4月,北约斯特拉斯堡-凯尔峰会通过一系列联合宣言和战略计划,显示北约正在进行新一轮战略调整.推动北约此次战略调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新的国际安全环境压力、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升与盟国战略合作意向、法德等欧洲大国寻求加强北约欧洲支柱的努力,以及北约调整外部关系的需要等.北约战略调整的目的是继续推动北约军事、政治转型,促使北约从地域性集体防务组织转变为更活跃和具有更强大干预能力的西方军事一政治同盟.但鉴于北约今后发展仍面临一些重大障碍,其未来作用和地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相似文献   

6.
近年来,国际社会中"经济武器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吸引了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以贸易为手段大肆威慑他国,借助经济压力为手段迫使他国屈服,以实现自身政治经济目的。因此,研究和分析贸易为何能够成为威慑手段,以及贸易作为威慑手段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十分必要。贸易能够成为威慑手段的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直接涉及国家行为体的核心利益,二是能够给其他国家行为体带来重大损失,三是产生的压力可能改变其他国家行为体的计划或行为。此外,在大国战略博弈中,贸易手段发挥着对其他威慑手段的替代作用,对传统威慑手段的补偿作用,以及重塑与维护大国战略威慑体系的作用。当前大国威慑工具的局限与利益多元性之间、理念的单一性与安全挑战的多维之间的张力逐渐扩大,传统威慑工具难以应对日趋走向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因此,将贸易手段纳入威慑工具箱并加以使用已是大国博弈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大国无战争的今天,贸易作为大国往来的主要媒介,其背后的威慑功能将在大国的战略竞争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相似文献   

7.
大国的东南亚战略及其影响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格局的变动,美、日、俄、印、澳等亚太大国纷纷加大对东南亚的战略投入。东盟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也积极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东盟与大国的战略博弈对中国周边安全稳定、中国与东盟关系以及中国与上述大国关系均将产生深远影响。  相似文献   

8.
随着2014年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璃阿富汗日期的临近,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日趋复杂激烈。北约撤军阿富汗不仅使美国和北约自身面临严峻挑战,而且使中亚地区面临更大风险。阿富汗的未来前景充满不确定因素。中国应从未来地区战略需要出发,为阿富汗“后北约时代”布局谋篇。  相似文献   

9.
美国的中东战略及其历史命运   总被引:5,自引:1,他引:4  
在占据绝对优势且不断加大战略投入的条件下,美国在中东却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究其根源,这与美国改变一贯奉行的现实主义政策,改行严重脱离现实的霸权战略有着直接关系。事实上,中东地区矛盾错综复杂,远非外部大国所能左右,美强力介入只能削弱其自身实力,使其陷入战略衰退。  相似文献   

10.
高加索地区自古是欧亚交汇之处,也是拜占庭、波斯、阿拉伯、俄罗斯和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之处。苏联解体后,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主要大国围绕势力范围争夺、能源获取和北约东扩等问题,在高加索地区展开大博弈。但是,大国在高加索除了利益竞争外,还存在利益契合点,在地区反恐、欧洲安全、能源市场等领域,仍维持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格局。  相似文献   

11.
曾向红  王子寒 《西亚非洲》2023,(1):131-155+160
土耳其是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在新的整体性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调整了其中亚政策,对中亚的投入和关注度仅次于中东。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将中亚塑造为“战略纵深地带”,以此为本国“全球性大国”构想提供支撑;推动中亚能源西运,将本国塑造为全球能源枢纽;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配合“东向”的整体性外交政策转型。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土耳其采取了包括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安全外交以及能源外交在内的多重政策工具,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以此保障中亚政策的实施。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即政策布局上的国别圈层性,政策工具运用上更倾向于文化手段以及通过平衡战略保障政策实施。从中亚博弈的未来趋势来看,土耳其虽然目前通过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实现了中亚政策实施的大幅度推进,而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缓,土、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将重塑中亚大国博弈格局。  相似文献   

12.
安全文化与战略选择的相关性--以冷战后的北约东扩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刘军 《国际观察》2003,(2):27-33
在冷战后北约东扩的过程中,北约的安全文化与大国的战略选择之间有着紧密的相关性.安全文化中的规范与认同影响着大国的战略互动,是大国战略选择的内在根据,而大国战略互动中的矛盾与分歧也反作用于安全文化中的规范与认同.从北约东扩的情况看,北约欧洲化与全球化、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及其发展将对北约的安全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相似文献   

13.
赵明昊 《国际问题研究》2023,(5):71-97+140-141
技术因素在美西方对华博弈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地缘技术视角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芯片是诸多新兴和关键技术发展的基础,在大国竞争进入数字时代的背景下,保障芯片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的关键支撑。美国从“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大维度推进对华芯片遏压,注重采取内外联动、短长结合策略,以拉大中国在芯片领域与美国的技术差距,阻滞中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美国力图通过“现代产业战略”提升先进芯片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并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加大对华芯片技术封堵。美国主导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芯片联盟”,试图在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芯片技术研发、芯片生态系统重塑等方面加强与盟友协作,注重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力量形成复合型阵营。美国推进对华芯片遏压亦面临诸多制约,如美国芯片产业内部的博弈、美国政府与芯片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分歧。  相似文献   

14.
反恐:审视美俄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张耀 《国际观察》2006,(1):69-76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大国关系的新变量.在"9·11"事件后的最初时期,俄罗斯出于改变自己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关系冷淡的局面等原因,主动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进行了积极配合,一度大幅改善了双边关系.然而由于美俄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战略利益的冲突,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和美国借反恐之名实施自己的战略图谋进程的日益明显,两国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冲突趋于明显化和激烈化,同时两国反恐理念的渐行渐远也最终导致美俄关系在迅速改善后不到一年又迅速冷却,美俄双边关系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继续进行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博弈将依然是两国关系的主线.  相似文献   

15.
尽管印度并非米尔斯海默所界定的大国,但并不妨碍印度在对外关系中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从历史传统来看,印度主要采取借势战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借势战略之所以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不仅在于其为获取权力服务,还在于特别重视军事能力的准备与运用。通过审慎分析可以发现,借势战略的收益受诸多变量的影响,其中尤以地缘优劣、国家能力强弱、权力权重、国际制度、队友考量、目标或非目标等影响最为突出。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正是其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借势战略策略的运用,在该借势战略框架中,印度为施动者,针对目标为中国,借势对象为美国、日本,收益目标包括安全、发展与权力,手段则重视军事能力的准备与扩张。正是基于借势战略,印度与美日的海洋安全互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尤其在推动印太地缘政治形态、共同应对中国的海洋"挑战"、多边联合军演制度化、军事装备与技术贸易等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不过,根据借势战略收益的框架进行分析,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的借势战略收益是复杂的,大致可以分为正向收益、不确定性收益和负向收益。于中国而言,对印度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相关防范。  相似文献   

16.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相似文献   

17.
自美国印太战略出台以来,东南亚的重要性被不断提及。虽然东南亚地区国家并不排斥大国的战略重视,但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手段、政策重心等普遍感到不安。出于对被边缘化和被分裂的深刻担忧,东盟选择以地区共识的方式发布《东盟印太展望》。这既是对大国战略举措的积极回应及对东盟中心性的主动捍卫,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中小国家联合体对世界事务的共性认知,凸显了东盟与美国在印太地区愿景规划方面的内在差异。东盟的认知与反应,预示着美国印太战略在东南亚的推行将囿于种种局限而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相似文献   

18.
美国新中亚战略评析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美国公布新的中亚战略包含四方面调整,即将中亚地区视为独立的地缘政治板块、将阿富汗视为中亚一部分、明确将在中亚加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遏制、重新界定美国在该地区的比较优势。新中亚战略的实施将会对中亚地区稳定和主要大国在该地区互动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美国在实施该战略中投入力度有限、比较优势不明显,中亚国家不会轻易改变自身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对阿富汗及其局势的认知与美有明显差异,以及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冒进可能引发大国反制,新战略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  相似文献   

19.
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界定了本国的核心战略意图,并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及其实践。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策略手段信念与安全战略动员,能够塑造国家安全战略实践的政治过程。领导人所受结构约束的程度与战略情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其国家安全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因素。拜登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持有负向认知,将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主要界定为“挑战现状”大国与全球安全议题,并因此力图实现美国在安全、经贸与价值观维度优先的目标,进而倾向于采取低安全议题、价值观外交以及后发制人式与多边合作式的安全战略手段。拜登不仅在战略议程设置和安全团队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而且当前美国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也确保其得以高效输出自身的战略理念。通过将拜登对俄罗斯、中国的安全信念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匹配,可以验证领导人塑造安全战略能力的推论。系统分析拜登总统的安全观,并对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现状与趋势以及思考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启示意义。  相似文献   

20.
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有可能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崛起国对霸权国GDP占比存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一般选择在60%门槛前后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已经越过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的“战略阻断”行为,从而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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