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

生物防御政策是美国政府旨在应对生物威胁、降低生物风险以及为生物事故事先准备、响应及恢复的行动纲要。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皆格外注重生物防御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从小布什到特朗普,一共颁布了六部相关法案,发布了七份国家战略报告,签发了五项行政命令,通过拨付巨额经费,设置若干专门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生物防御和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旨在为美国构筑一道双向度、立体化、全谱系的"生物安全屏障"。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组织不断寻求生物武器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敌对国家不断掌握和研制生物武器产生的持续性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约束乏力。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对全球生物安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展开交流与对话,为其提供生物安全援助等方式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自身庞大的生物防御项目、巨额的经费投入、本国安全利益"唯上"的思维又使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风险。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     

生物欠防备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对国家安全的内涵产生影响,技术能力的发展会增加威胁国家安全的手段和模式,科学技术的滥用也会危及社会安全。生物技术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极为迅猛,其影响面极广,涉及微生物、动植物、生态环境、医学、农业、粮食、生化战争、生物恐怖主义、人的健康、人口安全等方面,其覆盖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任何技术都无法比拟的。生物欠防备是指在现实生物安全威胁面前准备不充分和应对不够有效的状况。中国既处于生物欠防备状态,也处于一定程度的生物欠防卫状态,这表现在中国的药物（含疫苗）、水、粮食、种子均处于不设防开放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认识问题,生物技术本身具有前沿性、复杂性,其管理具有跨军民界限、跨学科界限、跨政府部门界限、跨政府任期界限、跨国界的特点,中国现有管理模式不适应这些特点。今后,应密切关注和防范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过程中特有的安全风险以及生物技术被有意识用于安全威胁的现实可能性和严重危害性。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安全化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必经过程。在非安全领域的问题能够造成(潜在)威胁并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程的前提下,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本国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以及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决定该国是否将该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家有关自身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是核心因素。英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安全化上的行为表明:若某非安全领域问题具有全球性,那么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距离可以等同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较大威胁,那么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受到较大威胁,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威胁较小,这将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未受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小。第二,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受到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大。为了限制国家在安全化行为上的反复变化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的障碍,联合国可以通过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促使气候变化"集体安全化"。     

试析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进程中安全议题的演变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一个日本主导下的以促进非洲发展为宗旨的全球性多边机制,与发展相关的安全议题在该大会议程中占据相当比重。从冲突预防、巩固和平等对涉及国内冲突问题的应对,到加强反恐、海上安全、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大会发展进程中的安全议题不断被完善和拓展,由此改变了该机制单纯的发展援助属性。在对安全议题的调整过程中,日本以自身利益诉求为导向,以资金和技术为手段,牢牢控制着主导权,并试图将其作为推进国家外交安全战略的工具。当然,随着非洲整体实力增强以及在大国博弈中战略价值的提升,如果日本无法在本国利益与非洲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这一多边机制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将会被削弱。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私人安保公司：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的新主体

近年来，东南亚海上私人安保公司悄然兴起。其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海上安全供给与需求的鸿沟、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所共同驱动的结果。海峡和港口是私人安保公司重点参与的治理区域，在马六甲海峡，尽管私人安保公司挑战了国家主权，但其能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在短期内已得到国家“默许”；而印尼勿拉湾港口是一种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安全系统，私人安保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反而导致港口不安全。相比较而言，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具有隐秘性强、与国家关系复杂、规制难及趋利性等共性；而不同的参与模式与作用则反映了二者的差异性。当前，中国要进一步挖掘海上私人安保的潜力，并做好相应的规制；要重视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的共性与差异，鼓励中国与东南亚私人安保公司发展战略合作，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问题凸显,其主要特点是:相互转化的速度加快,范围更大,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更易于发生在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与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之间;往往会产生影响持续扩大的"蝴蝶效应";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具有因国家而异的非线性特征。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传导机制包括: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背景下的经济传导机制;少数大国对于国际事务进行干涉与插手而形成的政治传导机制;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迅速发展而形成的信息传导机制;示范效应机制等。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应当建立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目标,确定国家安全问题领域应当关注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并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     

国家安全视角下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与应对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从法律层面界定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其中包括维护在南极等新型领域的国家安全。由于中国南极事业的开展须遵循一系列的南极法律规制,因此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对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南极法律规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和平利用与非军事化、搁置和冻结主权要求、科学研究自由、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海事安全以及全面保护环境等。近年来,随着人类南极活动的扩展,南极法律规制出现了一些前沿性的问题,如南极主权要求国仍然强化权利主张,南极旅游和非政府活动、航空活动、特别区域保护等规则酝酿发展以及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面临重新谈判等。这些趋势将对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可通过国内立法、发布政策文件、积极行使享有的国际法权利等途径来维护国家的南极利益。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科技进步改进了人类对天然生物危害因子的操控能力,在诱发新的生物安全危害形态的同时,也赋予了生物安全客体的源头难以追溯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生物安全危害演变机理的复杂性等特点。生物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随着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日益显著,21世纪或将成为生物安全的时代。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及其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新探索。     

超越生物防御：“两用性”安全叙事与美国生物技术政策的演进

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既有巨大推动作用,也有巨大的潜在风险,这种现象被称为生物技术的“两用性”。自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开始对生物技术“两用性”概念进行话语操弄,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安全叙事,也推动了美国生物技术政策的演变。从小布什政府到拜登政府,在“两用性”安全叙事下的生物技术具有了多重的安全效应,并逐渐形成了生物技术政策领域防御性与竞争性的两种目标。从理论逻辑上看,此种防御性目标与竞争性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揭示了在当前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美国霸权逻辑已经开始侵蚀正常的决策理性。从实践上看,为了维护霸权,美国的生物技术政策已经逐步超越其生物防御战略,企图采取科研“脱钩”和加强军事化投资的方式来打压竞争对手,以此维持美国的生物技术领导地位。新兴生物技术的发展功在全球化、利在全人类。美国霸权逻辑下的政策行为是违背科研发展规律的,必将遭到客观现实的严厉“回击”,这对美国自身的生物技术发展和全球的生物安全都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细菌分型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进展

回顾了传统细菌分型方法的重要作用,并重点介绍了近年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脉冲凝胶电泳(PF-GE)、低频限制性切割位点聚合酶链式反应(IRS-PCR)、随意扩增多态性DNA(RAPD)、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多位点酶电泳(MLEE)和多位点测序分型(MLST)等6种用于细菌分型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原理、特点以及应用情况,指出了其他细菌分型技术,如ARDRA、SSCP、DGGE、TGGEI、S等的不足,对基因芯片技术和实时PCR在细菌分型上的应用潜力进行了展望。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SY毒株生物学特性及其S1基因分子遗传变异分析

通过生物学特性研究 ,验证了分离自沈阳地区的SY毒株确实为 1株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病毒中和试验表明 ,SY血清型不同于参考毒株T、H52 、M41及国内其他流行株如HD、XB、DB等 ;S1基因序列分析表明 ,SY核苷酸序列及推导的氨基酸序列与参考毒株Beau、M41、H12 0 、N1 62、Gray、6/ 82和Ark99等毒株的同源率都低于 80 % ,进化关系与各参考毒株也相距甚远 ,糖基化位点出现 3个新位点 ,氨基酸疏水性区域也存在差异。     

伪狂犬病病毒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进展

介绍了伪狂犬病病毒基因组的特点及编码蛋白,论述了伪狂犬病病毒分子生物学诊断方法,包括核酸探针诊断方法、PCR诊断方法、LAMP诊断方法、鉴别诊断方法,并就其基因工程疫苗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着重阐述。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Predicting Peril or the Peril of Prediction? Assessing the Risk of CBRN Terrorism

Since the mid-1990s, academic and policy communities have debated the risk posed by terrorist use of chemical, biological, radiological, or nuclear (CBRN) weapons. Three major schools of thought in the debate have emerged: the optimists, the pessimists, and the pragmatists. Although these three schools of thought draw on the same limited universe of data on CBRN terrorism, they arrive at striking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Given the highly subjective process of CBRN terrorism risk assess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mental shortcuts (called heuristics) and the systemic errors they create (called biases) on the risk assessment proces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and provides illustrative examples of a range of heuristics and biases that lead to the underestimation of risks, the overestimation of risks and, most importantly, those that degrade the quality of the debate about the level of risk. While these types of biases are commonly seen as affecting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risk, such biases can also be found in risk assessments by exper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BRN risk assessment process.